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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自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以来至今已有七十余年,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形成的特殊背景、研究视角和丰富内涵密切相关的。 一、许地山《道教史》的形成背景与条件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反帝、反封建和倡导科学、民主的精神激励下,大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他们广泛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并且将西方文化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文化传承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传承造成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以西方文化为借鉴的各种学科逐步建立起来。许地山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并且积极投身于新文化建设之中。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堃,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台南一个爱国志士的家庭,回大陆后落籍福建龙溪。1910年,许地山先生中学毕业后曾执教于漳州第二师范学校。1913年,许地山先生奔赴缅甸,任教于仰光中学。1916年,许地山先生回国,于次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时过两年,“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即在他所在的燕京大学点燃。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许地山先生不仅深受“五四运动”的精神熏陶,而且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1920年,许地山先生于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这期间,许地山先生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联合主办《新社会》旬刊,积极宣传革命。1921年1月,他和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12人,在北平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由此可见,许地山先生的学术活动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五四运动”的烙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地山先生与沈雁冰等人在学术上走的却是不完全一样的路子。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尤其是对包括道教在内的宗教文化颇为关注。他在燕京大学获得文学学士之后又进入该校的宗教学院,继续攻读宗教学理论,并且获得神学学位。1923年,许地山先生赴美国,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究宗教史和宗教比较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此后,许地山先生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理论等。1927年,许地山先生回国,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副教授、教授。他狠下苦功,潜心钻研印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掌握了梵文、希腊文和中国古代的金文、甲骨文等,这为他后来研究道教,进而撰写《道教史》,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与文字基础。 许地山先生早年留学欧美的特殊经历以及后来专职从事宗教学研究与教学的生涯,使得他有可能了解当时世界上有关道教研究的最新动态。在中国“打倒孔家店”口号下以极为迅猛之势冲刷传统文化的前后,西方许多国家的一批学者却悄悄地进行汉学研究。其中,道教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像法国刘应在《中国哲学家们的宗教史》中说到“中国共有三种道士”等等情况;著名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在他的《哲学词典》中设立“中国的教理问答”一章,以“老君的宗派”来指称“道教”;叙利亚语教授德金(Josephde Guignes)在他的《匈奴、土耳其、蒙古和其他鞑靼诸国通史》中,使用了“道士”的专称,并且称中国唐代“老子是中国的一神格”;此后的沙畹(Chavannes)发表《中国的社神》、《投龙简》等专论,对中国民间宗教与道教的典礼仪式予以述评,沙畹的弟子伯希和(Pelliot)、葛兰言(Granet)、马伯乐(HenriMaspero)都在这方面下了工夫,尤其是马伯乐(Henri Maspero),撰写了《道教的神仙———就其如何与神交感而言》、《中国六朝时期的人的宗教信仰和道教》以及《古道教及其养生术》等一系列论文,戴密微(Demieville)曾将马伯乐遗稿整理成《关于中国宗教和历史的遗稿》,其中第二卷的名称就叫做《道教》。除了法国学者之外,德国、比利时、荷兰、日本、美国等海外学者也在道学研究方面付出极大努力。他们一方面翻译《道德经》、《太上感应篇》等一系列道家与道教经典,另一方面则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开展调查,分门别类地考察道家与道教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养生理论与方法。如日本的小柳司气太撰写的《道教概说》(中译本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及《白云观志》(1934年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英国翟理斯(HerbertAllen Giles)所著的《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家》,翟林奈(Lionel Giles)的《中国神秘主义的沉思录———庄子哲学选》(Mus-ings of Chinese Mystic-selection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ChuangTzu),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著的《道及其力量———老聃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The Way and its Power:Lao-Tan and its Placein Chinese Thought)等等(参见陈耀庭《道教在海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论著在许地山先生留学前后陆续问世,作为精通多国文字的许地山先生是有可能查阅到的。退一步说,即使许地山先生无法查阅当时国际上道教研究的全部成果,也势必可以比较充分地感受到西方学者重视道教研究的学术氛围。故而,许地山先生虽然也和许多“五四运动”健将一样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但他并不像某些文化激进主义者那样全盘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以审视者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有所批判,也有所继承。他对道教的态度也是如此,这是他在同时代学者中能够以比较中肯的笔调撰写《道教史》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许地山《道教史》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实际上只有半部,所以有的出版社印行这部著作时便标明是“上编”。 该书开头有个弁言,简要陈述了内容构成,紧接着是“绪说”,然后是关于“道教前史”的论述。顾名思义,这里所谓“前史”也就是关于道教以前的历史。具体来讲,即关于道教文化渊源方面的历史考察。该书从七个方面展开讨论,其中包括:“道”的意义、道家思想的建立者老子、老子之后的道家、道家的最初派别、秦汉的道家、神仙信仰与追求、巫觋道与杂术。 就内容来看,该书有如下三大特点: 第一,善于引经据典,对道教史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辨析。例如在《绪说》里,作者一开始就提出了思想方面的“道”与宗教方面的“道”,指出道家之“道”属于思想方面的“道”,而道教之“道”则属于宗教方面的“道”。这样的区分显然有助于读者了解道家与道教的区别,在追溯其文化渊源的时候不至于将两者混为一谈。至今为止,学术界依然沿用这样的区分,即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归于思想流派,而把以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归属于宗教。 为了深化概念内涵的认识,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引述了梁代刘勰《灭惑论》卷八的文字,以为历史上的道家与道教可以分为三品:即上标老子者为上品道,次述神仙者为中品道,下袭张陵者为下品道。按照刘勰的看法,老子是“大贤”,他所著的《老子》是“导俗之良书”,而神仙之道与老子之道相比不过是“小道”而已,至于张陵,则被刘勰骂为“米贼”。对于刘勰的看法,许地山先生部分赞同,部分反对。一方面,许地山先生指出上、中、下上品的划分,得道家与道教分别的梗概;另一方面,许地山先生又指出,就实际说来,三品没有截然的分别,其理由是张陵祖述老子,以《老子》为最上的经典,可见彼此关联密切,不能一刀子切开。这样的分析,显然是有文献依据的。由此可以看出,许地山先生的立论是经过文献考证和认真思考的。 在讨论道家与道教的划分问题时,许地山先生既引述了刘勰、释道安等教外人士的看法,也注意到道教文献中的看法,他在考察了上、中、下三品的说法以及马端临关于清静说、炼养说、服食说及经典科教说之后,又引述了张君房《云笈七签》关于正真教、反俗教、训世教的说法。尽管许地山并不完全同意张君房的意见,但将各种不同划分方式都罗列出来,无论如何都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上关于道家与道教的认知。 第二,善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概括。许地山先生在《道教史》的《弁言》中称:“此本不能说是著作,只将前人及时人研究底结果总撮起来,做为大学参考底书。”表示这部书不能算是“著作”,这是许地山先生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说明他对什么是“著作”有严格的标准;不过,这种谦虚的表述并不影响后人对这部专书的性质认定。当代的研究者不仅将之划入了名副其实的著作行列,而且奉为道教史研究的开山代表。至于说“将前人及时人研究底结果总撮起来”,这恰好体现了许地山先生善于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予以综合,从而形成比较系统的道教前史论述。 在上一世纪早期,随着国门的打开,许多国外学者的道家道教研究论著不仅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而且激起了国内学者这方面的兴趣,他们也先后撰写了该领域研究的许多论著。例如刘师培先生于1911年发表的《读道藏记》、刘咸炘先生于1924年发表的《道教征略》、陈寅恪于1933年发表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这些论著对许地山先生撰写《道教史》的工作来说,无疑是颇有助益的。从其《道教史》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体会到许地山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如许地山先生对老子与老聃、老子与老莱子等关系的论述中,表现了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在讨论了老子其人之后,许地山的《道教史》又讨论了《老子》的由来及其思想内容。正如在追溯老子其人的生平时一样,许地山先生对于《老子》的作者以及问世时代问题,也充分注意到前人的已有成果,他古今结合,旁征博引,广泛涉猎了儒、道、法等不同学派的文献记载,从先秦诸子的论述推断《道德经》的产生时代,对《老子》的思想,尤其是其道论、人生论进行概要性的阐述。由于许地山先生重视前人研究成果,并且将其分析与经典内涵的解说结合起来,这就使得整个分析具有一种厚实感。 第三,善于在历史框架中进行追溯和比较,以彰显道教渊源的不同侧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的思想渊源是多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成分是如何被道教所吸纳并且转变为道教的内涵,这本身就是历史。因此,以历史的眼光审视道教思想渊源,展示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成分与道教的关系,这是道教史论述的关键之一。 为了比较完整地展现道教思想文化渊源,许地山先生建立了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历史叙述框架。从其篇章结构可以看出,许地山所谓“道教前史”是有侧重点的,这个侧重点就是道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变迁。全书于《绪说》之外,分列七章,有关“道”的意义解读以及道家的历史就占了五章,这说明许地山先生是特别关注道家文化的。按照历史的面貌,许地山建立了自己的叙述结构,形成了谋篇布局的独特体式。在阐述了“道”的意义以及老子与《老子》思想内涵之后,许地山先生即把眼光放在关尹子、杨朱、列子的稽考上,并且以第三章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其标题《老子以后底道家》中的“以后”两个字看起来虽然很平常,但恰恰是这两个最为平常的字眼体现了许地山先生对道家发展脉络的历史把握,因为“以后”既表示一种新的起点,也表示一种顺序,关尹子、杨朱、列子的排列本身就是按照先后顺序进行的,有顺序排列就有历史,有历史就有继承和变化。许地山先生很重视这种继承与变化内涵的追溯,而这种追溯本身又是在比较中进行的。例如在考察关尹子的时候,许地山先生将《庄子》评述关尹子的言论与《老子》的言辞相比较,以展现老子与关尹子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及不同点;在考察杨朱的时候,许地山先生通过《列子》、《荀子》、《吕氏春秋》、《孟子》、《庄子》等诸多文献的查证和比较,说明前人实际上把杨朱列入老子、关尹子一流;在此基础上,许地山先生通过征引《列子》中的《杨朱》、《力命》等篇章,凸显了杨朱以欢乐主义为特色的重生思想。 道教的思想渊源是多元的。除了道家之外,还有许多因素相继被吸纳。例如神仙思想、巫觋道与杂术等等。这些内容,许地山的《道教史》虽然没有用大量的篇幅予以论述,但也显得颇为充实。从逻辑上看,神仙思想以及巫觋道和杂术,在该书的框架体系中是与道家思想处于并列关系的,但作者在具体考察分析中又遵循了纵向的历史原则。如以《山海经》、《离骚》等先秦文献为切入点,以《汉书·地理志》为压轴,从远古的养生实践说起,层层推进,直到西汉的求仙活动,呈现给读者一种斑斓多姿的画面。故而,许地山先生的稽考和描述得以让读者比较深入地了解道教诞生的深厚文化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源头。 三、许地山《道教史》的学术贡献 许地山先生英年早逝,但他却因为给后人留下了《道教史》这样的重要学术论著而时被称道。当今的道教研究者几乎没有人不读他的这本书。 就中国道教研究的角度来看,许地山《道教史》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道教史”的学科概念。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是以海内外研究成果为基础的,他的这部著作吸纳和综合了前人在该领域的许多见解。不过,在许地山之前尽管有关于道家与道教研究的许多论文和著作,但却没有直接以“道教史”为名的学术专著。许地山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不仅撰写了历史上第一部《道教史》著作,而且提出了宗教学领域的一个学科概念。摆在我们面前这部《道教史》尽管只是论述“道家及预备道教底种种法术”的书,但其基本内容却已经贯穿着建立学科的精神。因为作者不是零碎地讲述某些现象,而是针对道家与道教的文化内涵,按照历史的自然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论证,已经具有专门史体系的特质,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之看作一个新学科的建立。 第二,第一次建立了多角度论说道教前史的逻辑体系。按照许地山先生自己的说法,目前我们所见到的《道教史》实际上是道教前史,尽管不是对道教历史的完整论述,但却在特定领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开拓。许地山先生不是孤立地看问题,而是从许多不同角度展开的。首先,许地山先生特别关注作为道教前史的文献学考察与分析。例如对于《老子》与老子的关系问题,许地山先生先是查考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而后又根据《韩非子》的《解老》与《喻老》以及《淮南子》等汉代典籍的征引,来推测老子《道德经》的原貌。 其次,许地山先生以比较多的篇幅稽考道教前史的思想脉络,对道家学派的许多影响较大的经典进行思想内容分析。无论是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献,还是秦汉时期具有新道家倾向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许地山先生都注重发掘其深邃的思想内涵。例如对于全性派的庄学,许地山先生除了辨析庄周本人的齐物论、逍遥说之外,还从学派流衍的角度阐述庄周之后道家不同分支对全性精神的理解与发挥,通过仔细查考、对照,认为现存《庄子》中的《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四篇在思想上与稷下法治派道家具有密切关系。 复次,从民俗社会学的角度对道教法术来源进行深入探讨。自古以来,宗教礼仪与民俗活动存在着诸多相互交错的层面,中国传统宗教也是如此。许地山先生为了彰显道教符咒法术的悠久历史,从当时所能感受到的社会习俗入手,以追踪远古巫术的源头,他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考察“巫”的社会职能,诠释其民俗社会学的内涵,诸如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星占等,由此伸展开来,许地山先生进一步考察了“桃符”禳解驱煞之类杂术。他指出,“巫觋道与方术预备了道教底实行方面,老庄学预备了道教底思想根据。到三张、二葛出世,道教便建立成为具体底宗教”。由此可知,许地山先生是从思想与行动两个层次来考察道教文化渊源的,其论述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 第三,提出了道教史论说的诸多范畴和一系列颇具启迪意义的论题,为后来的道教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地山的《道教史》之所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就在于它是以一系列概念范畴为其论说的网上纽结,作者善于从历史上关于道家的诸多论述中选择具有基础意义的概念范畴,并且进行深入稽考和解读,例如“道”、“阴阳”、“五行”、“虚静”、“全性”、“性命”、“无为”、“养生”、“长生”等等,这些概念范畴是道家典籍中经常出现的,它们的意义如何,这是需要重新解释才能明白的,许地山在《道教史》中一方面征引各种文献,以表明这些概念范畴在道家与道教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通过语义的稽考,以发明概念范畴的内涵。 四、许地山《道教史》的历史局限性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许地山先生的《道教史》也有许多局限性,比如笼统地将道教说成是“迷信”,深受疑古派思潮影响,书中的许多推论缺乏可靠的文献依据,在佛道关系上有些推断违背客观事实等。这些也是我们在阅读《道教史》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