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该书出自明万历间宫廷画院画师之手。但该书如何在其后的400多年间历经改朝换代的磨难，又如何从宫廷流入到民间，并再度回到国家的宝库中，确是一段很值得研究的单书流传史。
    

献书
    

1966年（此据李明彬同志1979年7月26日给吕秉奎司长的信，但1982年5月10日陈子章证明材料中提到是1965年）2、3月份间，贵州省各大学代表赴北京参观全国仪器仪表展览会。贵阳市卫生干校总支书记李明彬同志准备趁此机会，将王聘贤先生捐献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上交卫生部。因为李明彬身体状况欠佳，于是请陈子章大夫（贵州省中医研究所临床研究室主任）一同前往。陈子章大夫临行前到人事科通过丁宗本同志从保险柜中取出《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由陈大夫一路精心保管，带到了北京（此据1982年5月10日陈子章证明材料。材料有“贵州省中医研究所”公章，并附有文字“陈子章同志系临床研究室主任，是当时送‘雷公炮炙论’（者）之一”）。
    
    将王聘贤先生捐献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上交卫生部（资料图）
    

参观完展览会以后，李明彬、陈子章二人到卫生部找到了时任中医司司长的吕秉奎。吕司长一见此书，称“此书万金难买！”当得知此书是贵阳著名老中医王聘贤所捐后，吕司长表扬了李明彬同志：“你们的工作做到家啦!好!好!”于是，吕司长叫一名工作人员将此书收下，开具收条，并表示很快会影印此书（此据李明彬同志1979年7月26日给吕秉奎司长的亲笔信）。吕司长表态，如果此书影印好了，将会赠送一套给捐献者，以示答谢（此据1981年7月10日中医司吕炳奎呈部党组的请示稿）。其时捐献给中医司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共计14册。据参与护送此书的李明彬同志十余年后回忆，当时送去的书中，有一册缺失。后经考证，这丢失的一册，就是其中的“果部药”。
    遭劫
    然而，就在《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收归卫生部中医司保管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这套珍贵的中医古籍由卫生部图书馆统一收回保管，因此，在那暴风雨最激烈的时期，该书得以幸免于难。“文革”后期，献书人担心此书经历“文革”，是否有闪失，曾经常来信询问（此据1981年7月10日中医司吕炳奎呈部党组的请示稿）。1979年，亲自将此书送到吕炳奎司长之手的李明彬同志又亲笔写信给吕司长，询问此书的下落。原在贵州省中医研究所工作的李明彬，此时担任贵阳中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他在信中深情地对吕司长说：“在文化革命中，我一直惦念你。我出‘牛棚’后到处打听你的情况，总是得不（到）确实消息，现在总算是找到你了。”（此据李明彬同志1979年7月26日给吕秉奎司长的亲笔信）
    
    其余6册（草部）推说已经丢失（资料图）
    时任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同志收到李明彬来信之后，立即着手追查《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一书在“文革”中的下落。在卫生部图书馆的借书条中，发现此书全部14册已经于1974年7月2日被当时在卫生部办公厅任职的陈某某借走。后经追索，陈只还了其中的8册，其余6册（草部）推说已经丢失。有关同志曾多次敦请陈查找，速速还书，并向原卫生部江一真部长作了汇报。江部长指示立即要陈交回书籍。但陈一再推诿，到1980年仍未全部交回。
    

1980年，中共中央下达了[1980]47号文件。文件规定：“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查抄文物遗品中私自拿走据为己有的图书，应该主动退回。对于拒不交退的，应给予政纪党纪处分。”根据47号文件的精神，1980年12月4日，中医局正式向卫生部党组写报告，要求部党组出面，通过中华医学会党组，认真严肃地找陈谈一次，敦促其尽快归还尚强留存的6册《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此据1980年12月4日中医局给部党组的报告稿）。在医学会党组的追查下，数月后，陈终于将私留的6册古籍全部归还。但是这6册《补遗雷公炮制便览》都已遭拆毁，封面、封底俱已被拆去，原印章被涂抹或剜去，书中的插图也已拓坏，烫金字的药名大部被拓去，涂抹的印章已无法辨认（此据1981年7月7日中医局给部纪检组报告稿）。
    在此以前，中医局对《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鉴定工作十分重视，曾派人将此书残剩的8册送交中国书店、故宫博物院等文物单位鉴定。据直接参加将此书送文物单位鉴定的宋志恒先生回忆，此书在送故宫博物院鉴定时，该院的老师傅一见就认定该书曾是宫廷之物，并说过去宫廷的藏书一般要缮写两份，分别保存。现在发现的此书只是其中的一部，以后还可能发现另一部。他们说此书是无价之宝，乃国宝级的古籍，希望能把其他散失的部分找全，并尽快修复。
    
    他们说此书是无价之宝（资料图）
    1981年上半年，陈将剩余的6册《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交回之后，中医局就将此书送交故宫博物院重新修复。经过修复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一改原残损面貌。这次修复花费了834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费用。此外，在中国书店也曾经花费了166元的修复费用。修复后的该书从此被珍藏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档案处。
    收藏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在“文革”前夕被送交国家卫生部中医司，从而躲过了可能遭到的浩劫。但没有想到在国家机关中，个别工作人员出于私利，企图将国宝据为己有，导致此书残缺，后经收藏单位有关领导和群众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此书全部收回，并加修缮。然而此书毕竟是中医古籍，不是一般的文物，不能继续它深藏不露的命运，应该为专门的图书馆收藏，才能更多更好地为当代中医服务。为此，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馆长的薛清录同志得知此书消息后，一直为将此书收藏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而不懈努力。为此，她曾找过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同志，并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有关领导反映过情况。
    

1998年3月13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张瑞祥副院长签发了一份“关于将《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移交我院图书馆的请示”。张副院长原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故熟知局档案处珍藏着这么一部国宝级的中医古籍，于是极力促成将局藏国宝移交给专业图书馆收藏。张副院长签发的请示中说：“明代《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孤本书具有很高的应用和收藏价值。我院现拥有专业藏书达30多万册的图书馆，所藏古籍10万余册，其中中医古籍（包括孤、善本）6万多册。图书馆具有良好的安全保护设施，如能将此书交由该馆收藏，将是对我院图书馆事业的支持和促进，并将会使该书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据1998年3月13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研办[1998]63号文）
    
    绝无仅有，传世孤罕，弥足珍贵（资料图）
    

这份请示送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之后，负责保管该书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提出了处理意见：“该《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现存我办档案处，多年来并未发挥应有作用。故我办拟同意将其转交图书馆以便利用。请局领导阅示。”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的李振吉同志很快于1998年4月10日作出“同意”的批示。李副局长原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任副院长，深知中医古籍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的情况。1998年4月14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中医药办档[1998]15号作出正式批复，“关于同意将《补遗雷公炮制》（明代）移交中国中医研究院批复”：“中国中医研究院：你院《关于将〈补遗雷公炮制〉移交我院图书馆的请示》(中研办[1998]63号)收悉，经局领导批准，同意将《补遗雷公炮制》移交你院图书馆。”于是，这部流传过程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典中医古籍文献从此有了最佳的安身之所。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移交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之后，经过登记造册，入库珍藏。2002年8月中旬，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黄龙祥研究员赴德国哈雷参加第五届东亚传统医学国际研讨会。会议间，黄龙祥研究员会见了其时正在德国慕尼黑开展合作课题研究的郑金生研究员，谈起了他曾经在院图书馆见到一明抄彩绘本草图。郑金生研究员供职于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本草文献研究是他的专长。他回国以后，立即到院图书馆查阅该书，并邀请笔者(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共同考察该书。2004年，郑金生研究员与笔者在《中国药学杂志》第5期联名发表了“新浮现《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研究初报”一文，首次报道了该书的情况。此后，郑金生研究员又进一步考察了该书，将考察结果报道于《新史学》。为考察该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郑金生研究员、肖永芝博士曾三进日本杏雨书屋，考察彼邦所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节抄本的情况。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考察研究成果引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各级相关领导的关注。200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决定将该书正式纳入“中医古籍抢救工程”中，并组织专家对本书进行全面细致的整理，使本书来源清晰，价值凸现。上海辞书出版社倾力再现珍本原貌，仿真精制出版，为此奇书再续佳缘。
    2007年3月30日，《补遗雷公炮制便览》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国传统医药档案文献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专家评审会”的评审。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文献学首席专家李致忠先生称此书：绝无仅有，传世孤罕，弥足珍贵。沉寂了400余年的中医国宝终于重新问世，并将为当代中医药的研究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编辑：若水）
    （腾讯道学整理发布，原文为《<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一书的坎坷经历》，发表于《中医文献杂志》2007年第3期，文：裘俭、郑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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