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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注意到，安伦对这个宗教共同体的设想是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而提出的。中华文化的特殊的包容力和文化性格（如“和而不同”、“理一分殊”等）在历史上的表现，为应对当前世界的文化冲突和宗教相遇提供了最好的范例。在西方习见的排他性和绝对化倾向从来不是中华主流民众的选择，相反，一些相对排他性的宗教，到了我们中国，往往就与中国的本土宗教如儒教、道教及佛教享有和平共处的权利。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而且，中华民族的一些宗教理念，如理性化和功利化倾向，甚至在终极神圣的态度上（作者认为，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上天=上帝=佛=至高神，无论获得谁的护佑都是一样的效果），与共同体都是相适应的。 所以，作者从信仰的需求，民族本身的融合力，以及中国无主导性宗教的状况，加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重因素分析了共同体在中国的可行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仅中华民族需要共同体，共同体也需要中华民族的扶持。安伦激情洋溢地期待并预言道：“两者强烈的互需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历史机遇，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将是有史以来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也是惠及人类千秋万代的最伟大的功德。”（221页） 从上述介绍和分析中，可以发现安伦试图为我们找出一种区别于宗教对话以外的更有效的宗教相处的途径。安伦对当前宗教对话状况的隐忧不无道理，无限分裂的各大宗教如何找到可靠的对话主体和对话代表，相互排斥的宗教教义如何展开对话，而且宗教对话应该如何才能避开沦为某些强势宗教的宣教工具，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安伦认为：“宗教对话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能够保留各宗教精华，振兴发展各宗教并使之造福人类的宗教融合才是全球对话的目的，而不是主体不明，基础不存的对话本身。”（223页） 所以，我们认为对话本身是有目的的，但不仅仅指向远方，指向某个实体和组织。如果因良性的宗教对话而诞生出某个组织，那也不是对话的目的，但可以作为对话的阶段性成果和副产品而存在，但也仅此而已。 相对共同体而言，对话是当下的选择，它首先立足于脚下的“人”这一共同的大地，但绝不止步于此，它还要与自然宇宙建立和谐的关系，更要尊重神圣者的神性维度。它不完全是基于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同时还有神秘主义和敬畏神圣者的精神参与。 对话是众多圣者默观和冥想之后的选择，因为真理本身是多极的，它超越了统一性和多元性。按潘尼卡的话来说，真理是没有中心的，所以，在不同的信仰之间，不但需要互相尊重，互相承认，还要互相学习。这种学习意味着极性的保持，它是人、神和宇宙共融的和谐之道，而不是单纯的理性裁决。因为信仰之间的相遇，单有理性的辩证的态度是不够的，它还需要爱和人性的深度接触，它需要服务于一些更高的奥秘，这些奥秘和神话要远远大于人的理性和逻各斯范围。 当然，安伦已经注意到单纯的理性并不就是理性信仰。他同样谈到终极神圣之无形性和不可全知性，只是让我们觉得他的著作对理性的强调有些偏重。或许他可以从终极神圣的特性中发展出一节来避免这一问题。如果再版，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做些修订。 但无论如何，该书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富有启示意义的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和文明相遇时候的策略，而且具有建设性和实践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彼得·伯杰（Peter Berger）所云，文化全球化既不是简单的承诺，也不是简单的威胁，重要的是，我们出现了多样的选择。（塞·亨廷顿等编，康敬贻等译：《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引言，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版，14页)选择构成了命运。不过，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事实无疑却是，缘于共同体还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这一著作的面世，它自身首先所要寻求的，就是对话，也许仅只是对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