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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经的智慧管理民主制度

http://www.newdu.com 2018-01-02 道教之音 佚名 参加讨论

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对于民主社会的公民而言,道德经都是非常重要的经典。因为这部经为公民个人的生活及其所处社会的生活方式注入了“朴”的思想与“和”的思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曾经说没有正义就没有世界和平。在此,我们也可以说,没有道德经的这个精神基础和旨归,就没有全球的民主。
    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实际上,托马斯•杰斐逊和其他创立美国的先驱们早就说过。他们大多数都是神领基督教的信徒。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对现代民主写下了一段世界闻名的话:“我们相信这些真理是神领不可侵犯的,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力,……”富兰克林认为应该改成“我们相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根据他的观点作了修改。
    如果对杰斐逊本来的说法进行扩展和澄清,美国的民主本应该叫做“神领基督教民主”。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如果历史按照杰斐逊的本意发展,美国的民主可能要好得多。有两点可以证明:第一,美国的民主迅速恶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二,几十年来,很多美国人对重生基督教趋之若鹜,正是因为他们体会到“基督教国家运动”是他们重唤美国民主精神的不二之途。
    在中国文化和精神背景中,包括在中国先进的古代民主传统中,“神领基督教民主”最准确的中文翻译应该是“道教民主”。事情就那么简单。
    既然现在民主已经是全球性的,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乃至任何中间形式的社会都要走民主道路,有没有可能“道教民主”会成为21世纪的政治模式,可以抓住“神领基督教民主”所错过的机遇呢?
    如果我们创造一个“道领的基督教”,其创立者应该是非孙中山先生莫属,1911年创立中华民国的国父,第一个东方宪章民主制度的创立者。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他是唯一能真正代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政治领袖。他在夏威夷长大,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可他幼年跟毕生的中国文化根基是很深厚的。他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的基督精神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他记录的自己在神山顶上的一段经历只能说是庄子式的体验。古今中外为人类民主传统做出突出贡献的“道领的基督”中,孙博士完全可以与黄帝、尧、舜、禹、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佛陀、基督、王阳明、利玛窦、莱布尼兹、卢梭、洛克、孟德斯鸠、休谟……以及现代民主的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佩恩、本杰明•富兰克林、林肯、甘地、西蒙•波利瓦尔、约翰•肯尼迪总统、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图图大主教、曼德拉总统……”这个名单还可以不断的列下去,包括人类大家庭中任何民族、种族、文化中的代表人物。
    在始于美国的现代民主传统中引入道教传统,不但可以立刻拓宽现代民主的范围,涵盖所有文化。而且可以加深其根基,回到人类史前共同的过去,同时还可以兼顾目前已经在全世界广为接受的现代西方民主传统。
    有一件趣事值得指出,据说肯尼迪总统的床头只有三本书,其中一本便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本书是他对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最好的系统化的扩展。
    民主和道这两个词实际上应该作一个复合词用,从而人类才可能生活和谐朴素而达长久——有点像一个硬币如果只有一面有图案就会毫无用处一样。民主是形式,是途径;道是它的道德基础和指导精神。只有兼顾民主的形式(硬件)和精神指导(软件),才可能出现管理妥当的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才可能通过正义达到世界和平,为全人类谋福祉。从而人类才可能生活的和谐、朴素、长久。这软件必须是道(或者在美国叫做神领基督教精神)。只有那个时候,人类可惊的创造力才能带来永恒的希望,帮助我们轻松解决目前看来似不可解的问题。
    2003年,玛雅长老从山顶洞中走出来,在国际和平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说:“世界和平是可能的。但只有简洁才能达到。”——几乎可以从道德经中找到原话。
    我们重温用道作为精神指导的民主是怎样的民主。中国的孔子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是在《礼记》中记录了《大同篇》,而且劝诫后来的儒家学者不但要用心记住这篇内容,而且要身体力行,因为这篇内容讲述了最高的人生目的——为全人类谋福祉。这是人类的一件幸事。他开篇就明智地指出大同社会的精神领导是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罗查理英译)
    人类之所以永远追求基于正义的世界和平,是因为这就是人类天赋的权力,是社会化的原始状态。在每个好的家庭中仍然保留,正如图尔斯托(Tolstoy)说的:“美好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人类曾经生存在一种“遗留者”的文化/宗族宗教体系中,根据考古学家研究过的遍布世界各地的超过60万的古代社会形式中,这是一种常规。这种传统从至少几十万年前一直延续到八千到一万年之前。他们是通过直接的交流来达成共同的决策。同样的,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非常相似。很多大师都说道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根本不同,它是“持行”宗教,不是“持信”宗教。神领基督教和道教及其他一切宗教都是可以相容的,所以它们可以作为指导全球民主的统一的指导精神。
    道德经是拯救人类的管理手段
    我先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话。他在参与创立美国民主的时候曾经说:“民主是两匹狼和一只羊投票决定拿什么做晚餐……自由就是全副武装的小羊站起来抵制这种投票。”这句话指出“民主”是人类第二个最难定义的名词。第一个当然是“道”,这个词因老子而名闻天下。2500年多前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
    一个让人难以置信又不可置疑的事实是:今天这两个词已经成了最常用的词汇,每天在所有的语言中被反复翻译、言说。
    这个事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证据,任何长篇大论的说服力也不过如此:最终操纵我们人类的还是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可能无法界定这两个词,但我们还是“知道”它们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最重要的。
    道德经的第60章提供了最好的政治智慧来疗救美国民主今天弊病,这几乎不可思议地对过去60年人类的历史做出的预言(所谓政治,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众人之事”。):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领导人突然必须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世界的领导人的关键点,可惜他们不但没有遵从道德经第60章的训诫,反而反其道而行之。1946年他们悲剧性的拒绝了美国宗教领袖的恳求,要他们对投下不必要的原子弹做忏悔,因为他们 “对上帝犯下了滔天大罪”。为了掩盖这个滔天大罪,杜鲁门总统与日本天皇作了魔鬼协定,瓜分了日本从12个亚洲国家掠夺来的数以万亿计的财富。杜鲁门知道,在1947年他唯一可以贩卖的战争只能是宗教战争,而且只能通过欺骗来贩卖。他利用黑金一手炮制了反共的“宗教战争”,尽管共产主义并不是宗教。然而,外有数万亿财富,内有反共反红马卡锡主义遮人耳目,充分利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欺骗 (WMD),美国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外遍地杀戮罪行,内则民主败坏,经济衰退。(参考1-11)
    美国的民主有六十年偏离了基督精神与常道,疯狂的采纳MAD(相互保证毁灭)政策,积累了足以毁灭全人类和地球的武器。
    在美国的工业生产力在1945年是占全球总量的比例的80%,今天已经下降到20%。它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从经济实力上看,自封的冷战战胜国是站不住脚的。谎言必须通过病态的控制来维系,而这种病态的控制需要以复杂的法律系统来维持。复杂的法律系统只能让具有生产能力的人放弃努力。所有试图造福人民的项目都受到伤害——包括医疗、贫富均衡、公共设施、教育等等,这是大多数美国人都非常熟悉的现代美国的写实。
    从2000年开始,美国宪法已经明显被破坏,这一事实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历史学家盖尔•阿尔波雷兹(Gar Alperovitz)在他的著作的扉页上用一句话来概括了在使用原子弹之后人类的经验。他的这本书出版于1995年,厚达847页,是一本详实的著作:《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与一个美国神话的诞生》。这段引文是精神病学家朱帝•列维斯•赫曼的一句话:“我们象受过创伤的人,我们过去的记忆和经验都被夺走。我们象受过创伤人,必须重新记忆过去,理解过去,才能有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参阅参考文献3)
    在朝鲜战争和越战之后的美国人,大批去参加基督教的“重生洗礼”运动,正是因为他们深深地感到他们自己的民主正在被快速的破坏,他们正确地意识到以采取行动去重建民主的需要。不幸的是,他们大多数的人已经看不到他们的领袖所提倡的“基督教国家”与美国开国元老们的“神领的基督教国家”之间大有区别。
    在美国,大多数的学者非常担心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在过去的20多年中越来越强,这不但不会拯救美国民主的危亡,反而会使之加速。“道”所引入的文化内涵可以给美国今天破坏性的文化鸿沟一座沟通的桥梁。
    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作家比尔•莫也在西洋大学2007年毕业典礼上作过一次热情洋溢的发言,呼吁年轻人发起21世纪的第三次革命,去追求一种“一个都不能少”的民主,拯救美国民主于水火之中。
    我们不要轻视60年前的历史,我用汤姆•里奇2003年的一段话来作证明。,汤姆•里奇是911事件之后布什委任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在国家电视台上,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小组为什么在如此秘密的情况下撰写《爱国法》而且要求国会立即通过,他回答说:“我们回去学习了历史,从杜鲁门总统那里得到很好的启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决定对共产党十分严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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