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地区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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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道教在武汉地区的传播早在三国时代，时吴国孙权诏会稽著名道士介像至武昌，介像应是史载最先进入武昌的道士。1956年在武昌东郊何家大湾发现的南齐永明三年(485年)刘凯墓中的地券道教刻符，说明此前道符已在江夏地区流行(见《武汉史稿》)。道教与黄鹤楼的传说有密切联系，唐末著名道士吕洞宾曾登临黄鹤矶，留下“黄鹤楼头留圣迹，玉清殿内炼丹砂”(见《吕祖全书》)的诗句。
武汉地区的道教，分正一道和全真道两个派别。
正一道由天师道演化而来。最早传入江夏的天师道，是受三山(江西贵溪的龙虎山、清江的阁皂山、江苏句容的茅山)的影响，由江西经过湖北的蕲春、浠水、黄梅进入江夏。最早的宫观为北宋年间修建的汉阳天庆观。元大德八年(1304年)皇帝授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从此，天师道又称正一教或正一道。武汉地区早期的正一道没有传下来。明代，汉口成为新兴的市镇，湖南籍船民开始来到汉口，随之正一道士经过湖南兴化县来到宝庆码头一带，以后发展到三镇。正一道士不出家，非斋戒日可以吃荤，较少受到清规戒律的约束。他们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在社会上做斋醮、放焰口、超度亡灵等，有些人以此为主要职业；有的作为第二职业，主要从事小商贩活动。他们居住分散，活动各行其事。正一道有坛门之分，每个坛门都有自己活动的范围，坛主只能在自己的地段内从事经忏活动，不得越界。坛门的主持人大都是父子相传。没有坛门的正一道士称为“应付”，“应付”受雇于坛门，坛门有法事活动才请他们去帮忙。“应付”念唱经忏的技巧一般高于坛门正一道士，但生活没有保障。据民国时期警察局资料统计，汉口有48家坛门，以柏慎图为第一，朱裕次之；汉阳有16家坛门，最大的为陶姓，其次是陈姓；武昌道士较少，坛门数不详，以陆、甘两家为首。正一道的活动场所，较大的是东岳庙(抗日战争时期被炸毁)。
宝庆码头的正一道比较集中，有两大坛门，其主持人一是伍法宝，一是蔡子敬。这里的坛门没有地界范围之分，其他坛门的道士可以来这里做法事，前提是要有真“本事”。他们很看重每年八月初八的“南岳菩萨诞辰”，届时湖南籍的群众要结伴去衡山朝山，烧香还愿。每次人数多则四五百人，少则一百多人。这种习俗一直沿袭下来。
民国政府社会局规定，正一道士必须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登记，领取执照后方可操业。民国25年(1936年)，汉口市政府为了加强管理，防止巫婆、马脚搞封建迷信活动，对正一道士进行了一次换照登记，当时登记的正一道士有106人。
武汉解放以后，由于经忏活动大为减少，绝大多数正一道士放弃宗教职业，从事各项生产和经商活动。仅有少数人偶尔为丧户做超度亡灵的道场。
全真道传入武汉地区较晚。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武当山道士鲁大宥由北方访全真道归，与汪真常在武当山传全真教法，度弟子百余人，再由弟子传入三镇，从此武汉地区开始有全真道活动。全真道与正一道不同的是，不娶妻室，不茹荤腥；出家当道士需投师住庵；庵需有屋顶以避日月之光，但不能住高楼大厦而绝地脉；要静坐，求定心，调和五行精气于一身以正五气；应有道伴，以交流修道心得。这样才能超出欲界、色界、无色界，脱落心地，真离凡世。全真道还实行丛林制度，但全真道丛林不收徒，只定期举行“三坛大戒”。在武汉地区，全真道虽然传入时间较晚，由于其清规戒律比较严格，要求出家必须住庙，因而促进了宫观庙庵的修建。三镇大小宫观庙庵最多时达到114处。武汉地区全真道的支派有龙门派、华山派、榔梅派和尹喜派等，占主要地位的是龙门派，比较著名的宫观多为龙门派丛林。
道教在元代重新传入三镇以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明代是它的兴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崇奉道教，在全国各地设管理道教事务的官吏，由道人担任。永乐年间武昌府在玄妙观设有道纪司，道人韩明善、王智举先后在此担任过正、副都纪，道纪司也曾设在武当宫内。在汉阳县也曾设过道会司。重要的道观，如玄妙观、长春观和武当宫这一时期都曾得到官员和士绅多次捐款资助进行重修和维修，规模也得到扩大。到了清代，统治者重佛轻道，武昌府和汉阳县的道纪司、道会司虽仍袭明制继续设置，几个道观在顺治、康熙年间也进行过重修，但在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元妙观因长期得不到维修，到了清末已渐次衰败；武当宫在光绪年间进行移建，规模大为缩小，逐渐衰落；只有长春观道人何合春募得湖广总督官文的资助，辛亥革命后，道人侯永德又求得督军萧耀南及夏斗寅的解囊，才使长春观得以维修、扩建、完善，并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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