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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虽多半残毁，但据残文仍可辨其结构：前7行为碑题及参预香火社之官吏题名，后13行为香火社记及年款。依金石学通例，石刻年岁不明或存疑者，可借文中地名职官定其时代。从此刻寥寥残文中，仍不难辨明其时代真相。 先说地名。碑文中凡五次出现“山西等处”，似此碑为山西香客所立（后文中有杨元哲，系山西阳城人）。考“山西”之名虽于战国秦汉时已见诸史籍，但作为政区之名的“山西等处”，却是始于明代。《明史》卷四一《地理志·二》载：“山西：《禹贡》冀州之域。元置河东山西道宣慰使，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1369）四月置山西等处行中书省，……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此碑中有“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字样，可推知其时代应在洪武九年（1376）之后。而北宋一朝，于山西境内仅设“河东路”，并无“山西等处”的政区。只此一事，便足证此碑的时代只能属“大明”而不是“大宋”。 再看职官。碑文可辨为职官名称者凡有数处，一为“通议大夫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一为“□□大夫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另一为“中议大夫山西等处监（下缺）”，又一处为“府管河通判”。今按：承宣布政、提刑按察二司使为明代所置各省行政、司法之最高长官。《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承宣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洪武九年改……山西诸行省俱为承宣布政使司。”又：“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一人。……明初置。”“管河通判”亦为明代官制，上书又载：“同知、通判分掌清军、巡捕、官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又“通议大夫”、“中议大夫”均为明文官之散阶，“通议”为正三品升授之阶，“中议”为正四品加授之阶，并见《明史·职官志》。上述职名之中，布政、按察二司使又为朱明方有之官制，足证此方碑记的时代不会早于明朝。 （另据山西阳城史志办王家胜先生考证：《香火社碑》中的“杨元哲”可能即明代阳城人杨基——“基”与“元哲”字义相联，故元哲应为杨基之字。杨基系弘治间生员，曾任山东蒲台主簿。——此点与碑中出现颇多府县佐官相合。如所考确切，那么碑刻系年之“辛酉岁”，便进而可推定为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 通过以上考辩，可见《东岳元君香火社碑》中之地名、职官均属明制。宋人自无可能预知后世制度，因此这方题署为“大宋辛酉岁”（按此纪年形式亦与习见宋碑不合）的碑石，绝非宋代所镌，而是明人所伪托。古碑中伪题年款、伪题撰人之作数见不鲜（参清叶昌炽《语石》卷一“杜撰年号”、卷十“赝本一则”条），此《香火社碑》即又一例。此碑既伪，那么“碧霞元君”名号起于宋代说也就失去了惟一的文献依据，难以成立了。 三、“碧霞元君”名号始于明代说 仅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考察，“碧霞元君”之名的出现应不早于明初。 明代之前，泰山女神的称号是“玉女”（或作“玉仙”）。据考泰山玉女之名始见于汉末曹操诗。东汉山川崇拜与神仙家、道家思想交错影响，道教吸收山川信仰，认为名山必有仙人在焉。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曹操，于所作游仙诗《气出唱》中写下“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翔”之辞[5]。自此“玉女”形象开始于泰山落地生根。如三国曹植《远游篇》、唐李白《游泰山》等诗作中，皆出现泰山玉女形象。泰山之玉女池及池畔之玉女石像，亦是基于此一信仰而设置。宋真宗封禅，据此 “新玉女之像”，立龛以祀，并御制《玉女像记》，推动了这一信仰的传播。至元祐之时，岱顶已有玉女之祠，并有官员进谒祈雪的记录（岱顶刘衮题刻）。但宋代之泰山玉女，仍不脱游仙诗中之浪漫女仙色彩，如嘉祐时人王山所撰《盈盈传》（收入《云斋广录》卷九）中，述东山妓吴盈盈“梦玉女命掌奏牍”而卒，后其情人王山吊之于玉女池畔，玉女与王山宴饮赋诗后，又召盈盈与山同寝。其情致宛若高唐之神女，而与后世之元君大异其趣。 入金源后，泰山玉女崇信进一步扩大，且影响至女真皇室。岱顶大观峰有明昌间濮国公主题名云：“敬诣岱岳，焚香致礼毕，明日遂登顶，拜于玉仙祠下。”公主仍称女神为“玉仙”（元秦子晋《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也称玉女为“岱岳太平顶玉仙娘娘”），说明当时尚无“碧霞元君”之名号。 至元代，玉女信仰出现一重要变革，即开始明确将玉女崇祀纳入道教范畴。元杜仁杰《泰安阜上张氏先茔碑》中记泰山道士张志纯于金贞祐之乱后重葺泰山祠宇，“自绝顶大新玉女祠，倍于故殿三之二；取东海白玉石，为像如人然，一称殿之广裒”（收入《重辑杜善夫集》）。这是玉女祠自创建以来首次大规模拓建，其工由道士主持，其祠宇也自然归属道门管理。重修后玉女祠改额为昭真观，中统五年（1264）《天门铭》摩崖后有“昭真观主翟庆真同立”一行可证。昭意为昭示、彰明，真则为道徒对仙人的称呼，道籍称老子为真老，化生真妙玉女，观名取意于此。改额“昭真”，意在强化玉女的道神色彩。 至明，泰山玉女才开始被称为“碧霞元君”。较早的文献见于明许彬天顺五年（1461）所撰《重修玉女祠记》：“予自永乐九年（1411）发解山东，还登此山，距今五十有一年。为天顺辛巳（1461），又得陪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康骥德良、按察使王钺世昌同一登览，瞻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神……。”[6]是碧霞神名明代前期业已出现。另明初宋濂《登岱》诗中也有“灵光长绕碧霞宫”之句（见《岱史》卷十六），堪作旁证（另《水浒传》第七十四回亦有“万民朝拜碧霞君”之语，因其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暂不作为证据）。又《元始天尊说东岳化身济生度死拔罪解冤保命玄范浩咒妙经》。经文中历数岳帝驾下神祗，有一段专述碧霞元君，云：“至心皈命礼泰山顶上，东岳内宫，曩时现玉女之身，根本即帝真之相。应九炁而垂慈示相，冠百灵而智慧圆融。行满十方，恩周亿劫。位正天仙之号，册显碧霞之封。掌岳府之神兵，管人间之善恶。寻声赴感，拥国安民。大圣大慈，至仁至孝天仙玉女广灵慈惠恭顺普济保生真人护国庇民宏德碧霞元君。”[7]此下又云：“是时天尊说是偈，已各各稽首皈依顶礼……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 《道藏分类题解》据本经中泰山神号用元代所封“东岳大生天齐仁圣帝”，认为经书“当出于元”，任继愈《道藏提要》则认为系明代所作。笔者倾向于后一种意见。泰山玉女于明代易名为碧霞元君，我以为实有以下社会变化的深层原因： 明初朝廷施行祀典复古，诏去泰山神帝号，同时强化其神之官方色彩，严禁民间“非礼之渎”，使泰山神信仰由民间祀典向官方祀典回归。民间对于泰山的崇祀活动，只得另寻其对象，亦即清人孔贞瑄《泰山纪胜》所云：“东岳非小民所得祀，故假借碧霞云尔。”另一方面，道徒大力将泰山女神的形象进行转化，将“泰山玉女”打造成“碧霞元君”，并杜撰出宋真宗加封的“故实”。其意在于：一、玉女作为兴起于泰山的民间神，从未列入朝廷祀典，严格说来，属于淫祀，如正德朝工科给事中石天柱等言：“祀典唯东岳泰山之神，无所谓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礼，可更崇重之乎？”[8]道徒打出宋真宗的旗号，有助于使淫祀合法化。二、碧霞元君较之玉女之名，更具有道教色彩，进一步明确了其神的宗教归属性（玉女虽早见于道籍，但其名不专属于道教，如世俗称美女为玉女；而元君则为道教专名，绝无歧义）。三、将女神形象从“年可二十四五”（《盈盈传》中所记玉女年龄）的青春女性向中老年女性转换，并赋予其主司生育的功能，以适应社会群体“母神”崇拜的信仰诉求。 道士对泰山女神的这番重塑，得到了朝廷与民间的双重认可。在朝廷方面，自正统十年（1445）始，内廷不断下诏发帑重修岱顶昭真观；至明宪宗嗣位，“遣廷臣以祀方岳，又时命中贵有事于（昭真）祠”[9]，开启了致祭元君的先例；成化十九年（1483）重修昭真祠后，宪宗赐额为“碧霞灵应宫”，无疑首肯了道徒对女神的形象改造与碧霞封号的真实性。在民间方面，老母形象的碧霞元君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10]。与此同时，元君庙祀亦由泰山渐向周边传播，由京师，而北直，而江南，渐成为普及全国的民俗信仰。尔后且胫大于股，其神威赫然凌驾于岳帝之上。正如明人谢肇淛所论：“古之祠泰山者为岳也，今之祠泰山者为元君也。”[11] “碧霞元君”作为泰山女神的正式名号也由此确立。 注释： [1]《岱览》首编三《天章》 [2][4]田承军《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3]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页381本诗注文。 [5]邓东《试述泰山碧霞元君演进的三个阶段》，《泰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6]弘治《泰安州志》卷六《文》） [7]《道藏》第三十四册、第729～733页，文物出版社1987版 [8]《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九 [9]明尹龙《重修泰山顶庙记》，弘治《泰安州志》卷六《文》 [10]《岱史》卷九《巡抚都御史何起鸣宣谕》 [11]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四《地部二》 [已刊于《民俗研究》] 作者：泰山周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