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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启蒙运动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 何仁富 以智者运动和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启蒙运动，标志着希腊精神的自觉。而这一自觉的本质内容，就是以理性的全方位觉醒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它具体表现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以及“价值理性”的觉醒并把人确立为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以及价值活动的主体，由此，人成为自觉的、自决的和自由的人。 一、理性：人作为认识主体地位的确立 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尽管以不同的方式探讨过人类灵魂的问题，但就根本意义上说，启蒙运动以前的希腊人还是自在的人，希腊启蒙运动以前的希腊人的意识还是自在的意识。一方面，尽管哲学家们提出了灵魂的问题，却又把灵魂归于某种具体的自然物。阿那克西米尼宣称“我们的灵魂是空气”；毕达哥拉斯也认为“热的蒸气产生出灵魂”；赫拉克利持则把思想赋予他的“火”；巴门尼德强调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从认识的表面看，早期哲学家们是以区分认识中的感性和理性、本体中的个别和一般为前提的。可在认识过程中，又将两种区分纠缠在一起，其结果便是把理性赋予某种本体的一般。他们认为，感性知觉的对象是自然界的个别事物，而个别事物是处在“流变”之中的，因而人们对个别事物的认识也是变动的。而这种不具确定性的认识只能是“意见”。理性思维的对象则是世界的本原，本原永恒存在，关于本原的认识具有确定性，是“真知”。据此，他们认为感觉之于认识真理并无真正意义。为了说明真理性认识的来源，早期自然哲学家们便将本体上的个别与一般的区分同认识上的感性与理性的区分同一起来，认为感性与个别的同一在认识中表现为“意见”，而理性与一般的同一在认识中则表现为“真知”。感性来源于个别，理性来源于一般。而“一般”，也就是世界的本原。这样一来，一般就不是人的理性从个别事物中分离出来的理性中的存在，反而成了一般是理性之外的本体存在。理性之所以能够认识作为世界本原的一般，只是因为理性源出于世界本源的一般。由此可见，早期自然哲学家虽然承认理性是人的理性，却又认为人的理性不是由人自己得来，而是世界本身具有理性，即不死的理性灵魂。这种将理性和世界本原同一的观点表明，理性还处于自发状态，还没有达到自身的自觉。因而，尽管人在认识，却不能说人已成了认识的主体，因为那种认识还是一种自在的认识。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主体的形成和发展同人的自我感和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同步的。而在早期自然哲学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明确的自我感和自我意识。早期自然哲学家还没有自我与非我的明确区分，还没有将自然物变为客体，自然物（包括人自身）是作为自在的存在而存在的。他们还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认识层次，即以人的活动为基础，把人的活动的世界把握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人是核心，人对自然物是主导的，自然物只是构成属人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一任务，正是启蒙运动完成的。 从认识的角度讲，启蒙运动理性的觉醒及其对人作为认识主体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三个步骤，即：高尔吉亚的怀疑论、普罗泰戈拉的相对论和苏格拉底的理念论。 智者高尔吉亚以他的怀疑论对古代认识论以狠命一击。他宣称“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1]。通过对这三个命题的论证，高尔吉亚自觉地总结了早期希腊哲学关于客体问题的认识的性质，指出了过去哲学观点中包含的错误和没有解决的问题。这种怀疑论摈弃了盲从，本身就意味着理性的觉醒。但是，高尔吉亚在抛弃了对客体把握的可能性后，却末建立起以人为中心的可把握世界。这一任务落在了智者运动的杰出领袖普罗泰戈拉身上。 普罗泰戈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2]。普罗泰戈拉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标志着希腊人的认识从外在自然转向了人自身；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希腊人在此有了真正的自我感和自我意识。这意味着人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开始确立。 普罗泰戈拉强调，认识是从主体出发的认识，认识有赖于具体的认识者或认识主体。在他看来，关于对象的认识的真假，决定于认识的主体。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状况作出的判断，而主体在作出判断时，依据的是自身的标准。当然，在他那里，作为认识的主体的人，主要还是感觉的主体。而感觉的主体又被他规定为个体。这样，“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就变成了以个人为尺度来衡量认识的真假性。这一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因素妨碍了人作为认识主体地位的最终确立。 但是，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在认识史上的作用，并不在于它的具体含义，而是在于它引起了人们对认识中主体作用问题的重视。如果说这一命题带有某种否定主体获得关于客体的真理性认识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它恰恰就是将主体怎样才能获得关于客体的真理性认识这一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从而引起人们作深入的研究。提出问题的意义并不亚于问题的解决。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在启蒙运动中是由苏格拉底来完成的。 苏格拉底“同其他人相反，他拒绝讨论这样玄妙的问题，诸如宇宙的性质，学者所谓‘宇宙秩序’是怎样出现的，是什么力量使天体现象产生的。他争论说，在这些问题上伤脑筋是演滑稽戏”。也就是说，哲学研究客体是毫无意义的。哲学应当研究的是人类自身。“研究人类学问题的人，希望能够通过他的研究有所收获，为他自己和别人谋福利”[3]。苏格拉底对于关于客体的各种知识不去纠缠，而是直接宣布它们对人没有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知识本身对人没有意义，相反，他认为知识之于人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在苏格拉底看来，所谓知识，是对善的认识，即关于人应当怎样生活、行动，怎样辩别美丑、善恶等的正确认识。 如果说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讲的还是以人为出发点去认识万物的话，那么，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则直接把认识对象规定为主体自身了。在对主体的理解上，普罗泰戈拉将主体理解为个人，进而把知识建立在个人的感觉基础上，这就导致了否认一般命题的可能性的趋向。苏格拉底不是把知识理解为个人之见，而是理解为人们公认的普遍命题。由此出发，他一方面坚持他的辩证法的“苏格拉底方法”，另一方面又把对知识的探讨限制在伦理学的范围内，由此开辟了逻辑学和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前者是关于主体思维形式的科学，后者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科学。 在苏格拉底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人达到了自为的认识。他要求认识自己，不但要认识自己的思维形式，而且要认识自己的行为。人的主观性在这里达到了真正的自觉。因为人不仅在认识，而且意识到自己在认识。由此，通过苏格拉底，希腊理论理性真正自觉化，而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也得到了最终确立。 二、德行：人作为实践主体地位的确立 人作为认识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人的理论理性觉醒的结果；而人作为实践主体地位的确立，则是人的实践理性觉醒使然。人作为实践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心的“自主性”的表现。这在希腊启蒙运动尤其是在苏格拉底那里，表现为“德行”。 实践理性是对主体的意志、情感、需求以及能力、道德原则、伦理水平等的反映，其实质在于把主体对象化，依据主观世界去改造客观世界。实践理性不在于求真，它追求的是客体的应然性（而非必然性），以供主体根据应然性在客体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它追求的是善。实践理性体现了主体在实践中的自决性、自主性。它表明，人作为主体，其活动的根本特点在于自决自主。在活动过程中，理论理性提供主体选择的多种可能性，而实践理性则确定活动的目标，确定可能性的现实性并在活动中把它转化为现实。换言之，实践理性就是以理性的方式，把盲目的冲动转化为实践的意志，对朦胧的情感、欲望进行审视、强化或抑制，把情感和欲望付诸实践。 犹如理论理性在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那里属于自在的自然一样，在早期自然哲学中，人的实践理性也还处于一种盲然状态。人们在理论理性上追求的是对世界本原的探讨，而最终把理性自身归于“本原”。在实践理性上，人们无所谓自主的选择，只是根据既定的神意、习俗和法律进行活动。由于这种活动本身没有理论理性的自觉，它便成了一种出于主体之内的盲目冲动。这种情况；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很多记载。比如在雅典，梭伦法被说成是神授，人人必须遵守。至于梭伦法本身是否合理，却没有人去追问。 希波战争胜利后，希腊民族在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获得了大发展。科学走上了社会舞台并开始渗进公众意识。诗人们开始把科学概念和科学观点涉进自己的语言中；研究自然而获得的知识被有效地用于实践；从前只是按传统来实践的医学技术也渗透了自然哲学、生理学的概念、知识和假说。与此同时，希腊人对旧传统的朴素信仰也已开始动摇。人们已认识到关于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能力的价值，因为人们看到，在各行各业中，有知识的人最有用、最成功。在实际生活的每个部门，独立思考和个人判断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取代了被习俗控制的旧生活。特别是对于一个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政治生活的理论修养已变得不可缺少。这种情况在雅典尤为突出。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智者应运而来，苏格拉底应时而生。而以智者和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反过来又在不长的时间内，不仅使科学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使科学本身的内在性质、倾向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变成了社会力量，变成了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而从前在科学的眼前浮现的自然知识和目标却消失了。就这样，“希腊科学从本质上说，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力和意志力；与此同时它也就丧失了它的理论品格，获得了占绝对优势的实践意义”[4]。这表明，在这里，人不仅理论理性觉醒了，而且实践理性也已自觉化。由此，人最终既成为认识的主体，也成为实践的主体。 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按照他的理解，人们不应当用神意去解释国家、法律、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应把它们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应从人出发，把国家、法律、道德的产生和发展理解为人为约定的产物，因而是相对的、可变的。由于道德、法律是人为约定的，因而它对人的约束力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只有当它们对约定它们的人有好处时，它们才能是好的、才能存在。道德、法律的兴衰依人为其尺度。由此，人们便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具有知识和道德，即成为“有教养的人”，而不必去崇拜神了。 透过普罗泰戈拉命题的相对主义雾纱，我们已可以嗅到一股浓郁的人本主义味道。普罗泰戈拉强调人可以学习和教育，通过成为有教养的人来支配自己的活动，而不必把自己的活动归于神意。这事实上就是让人们意识到其活动是自己的，亦即自主的。普罗泰戈拉和其他智者们通过他们的教育使自己成为雅典人的教师。他们教导雅典人文法、修辞、辩论术，提高了他们的思维素养，使他们变得更加自觉，这无疑是实践理性自觉的重大一步。但是，相对主义和感觉主义同样限制了普罗泰戈拉实践理性的彻底自觉。这种自觉是在苏格拉底的理论和实践中完成和实现的。 苏格拉底在他的“认识你自己”的理性原则指导下，提出了“知识与德行相统一”的善的原则。他强调知识即德行，无知即恶。认为人正是由于对有关事物的认识和对善的理念的认识，使自己拥有了活动的“信念”，由此，人的活动就变成了德行，就会成功。苏格拉底一方面把道德知识化，把道德、伦理提高到知识的水平；另一方面又给知识充实以社会的、人的内容。他强调知识和行动的统一，因为在他看来，人总是社会的人，生活在社会之中，过着社会性的生活。社会性的生活要求人们有知识，而这种知识本身则必然包含着行动。而且在他看来，正由于知识即德行，所以无人有意为恶。因为知识乃对善的认识，真正地认识到了善，他就不会去做与善相对立的恶事；如果他做了恶事，就说明他还没有认识善，还无知，所以也不能说他有意为恶。 苏格拉底依据他的知识与德行相统一的善的原则，强调研究人的各种美德，诸如勇敢、节制、正义等等；而他自己正是把他的这种实践理性自觉付诸实践的典范。他人如其哲学，是由各种美德构成的。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曾在战斗中勇救战友；他是一个自制的人，饮则豪而放之，不饮则亦能自如；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曾反对暴君，也反对人民的误判；他是一个淡漠死的人，临死还在和朋友们讨论哲学……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苏格拉底并不是虚伪地拥有这些美德，而是完全自主地拥有这些美德。正如黑格尔在评价他的“节制”这一美德时所说的，他的这种节制绝不是一种故作姿态，而是与环境相适应的；他的有节制不是在于“把享乐减到最少，不在于有目的地保持头脑的清醒和压抑欲望，而是一种意识的力量，这种意识能在过度的肉体享受中保持清醒”[5]。这种意识，就是自觉化的实践理性，它保证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 苏格拉底以他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现了希腊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现了理论性和实践理性的自觉统一。他的“认识你自己”标明人最终成为认识的主体；而他的“知识与德行相统一”则确立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由此，希腊人不仅“主观”地思考，而且“自主”地行动。 三、自由：作为主体的人 人的活动无外乎认识和实践两类，而在它们之中又都贯穿着人的评价活动。如前所述，经过希腊启蒙学者的努力，人已实现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觉醒，成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由此，统一于认识和实践中的评价理性也实现了自觉。这意味着：人以真正的主体姿态出现了。这种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主体“自为性”的实现，其表现为：自由。苏格拉底的“合目的性”原则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自由，就是人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对束缚的摆脱、解放。人之为主体，就在于他不仅受客体的束缚，而且能够克服这种束缚。这是由人具有意识与行动的能动性所决定的。就意识的能动性而言，主体意识到客体之于主体的阻碍性，同时又意识到自身可以摆脱这种束缚。这种意识和追求摆脱客体束缚、要求驾驭客体的能动性、主体性，就是人的自由性。就活动的能动性而言，人的主体性就是要摆脱客体的束缚，按主体自己的意志发展，让活动结果符合活动目的。人的主体性归根到底是人要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这种支配客体的自主活动的主体性，实现出来就是人的自由。 经过希腊启蒙运动，人实现了作为认识主体的理论理性和作为实践主体的实践理性的双重自觉，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和活动的能动性都得以实现。人，作为主体，体现出自由性。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表明，人是能够克服自然对于人的束缚的。而且，“束缚”本身之为束缚，也是以人为尺度的，人不以为是束缚，它也便不是束缚。可见，不管是在自然物面前，还是在社会的道德、法律面前，由于它们都是依人为尺度的，人是最终的决定者，他把客体称为客体，他把主体叫作主体。所以，从本质上讲，人是自由的。在苏格拉底那里，人以“自知无知”开始，最终达到知识与德行的统一，从而解除了自然与社会之于人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的人。 自由的人，首先意味着自我决定。人类活动的自由性，意味着超越自然界的因果必然性链条，由需要匮乏引起的自然条件的刺激，转化为在从事满足需要的活动之前接受对需要进行了自我加工的目的的支配。人自己决定着对于自己活动对象的选择和发展方向。这样，人便保证了活动结果的合目的性。在苏格拉底那里，人的这种自我决定的“合目的性”的自由，是以自觉的神授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强调，神之给予人以各种感官，都是有目的的。比如，给人以灵魂，就是让人对善进行认识。由于人先天地拥有了这种目的，他的话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决定的活动。 自由的人，也意味着自我的创造。自由的前提，是摆脱束缚，把客体异己力量转化为实现主体自由的力量。实现转化的手段，是按主体需要去改造客体，把主体的目的性注入客体之中。自然物本身成了人的活动的器官，自由也就有了变成现实的手段。而这种自由的实现，乃在于主体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这也就是自我创造。苏格拉底强调神授予自然和人以目的性。人有眼睛是为了看、有鼻子是为了嗅、有灵魂是为了思考。人的活动，就是将目的性注入活动的对象中。看，是将眼睛的目的注入看的对象；思考，则是把灵魂的目的注人思考的对象。由于这种目的性的注入，自在的物变成了客体，人则变成了活动的主体。而通过这种目的的注入，人“看”到了东西，“嗅”到了气味，“创造”了客体，也“创造”了自己。由此，人在认识和实践中，实现了自己主体性的本质力量，达到了主客体的统一，成为自由的人。 自由的人，还意味着自我实现。人的创造活动不是“无中生有”。从客体看，创造在于支配客体从而成为自然的主人；从主体看，创造是主体使自身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活动受自己控制，成为自己活动的主人。实践创造出的自由，就是沉睡在人自身中的本质规定。苏格拉底用他的“合目的性”原则和“理念论”来规定这一点。由于“合目的性”，人的灵魂被先在地赋予了各种理念，而善是最高的理念。人通过实践即通过学习和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并不来自于外，而是来自于灵魂的先在理念。教育，只是启发人回忆起先天性的知识。由于这种实践，人拥有了与德行相统一的知识，他也由此获得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从外在得到的，而是人自身的某种先在。它是人的主体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实现。人越是对这种先在的本质力量有所认识，便越具有现实的主体性，也就越自由。由此，苏格拉底十分强调知识即对善的认识的重要性。因为对这种先在的善的认识，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是自由的实现。 把人作为主体看待，就意味着人是自己活动的主人；是属人世界的主宰者；人自己的生活和历史的“造物主”。在人之外和人之上，既没有什么超人的救世主，也没有什么冥冥之中操纵人命运的神秘力量。在希腊启蒙运动中，人通过成为认识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而最终成为自为而自由的主体。尽管在苏格拉底那里，还有某种“神授”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本身是在自觉的理性支配下进行的。 [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卷上，第56—57页。 [2]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25页。 [3] 色诺芬尼：《回忆录》，转自梯利著《西方哲学史》卷上，第68页。 [4]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卷上，第97页。 [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2，第5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