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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神的重建 何仁富 一、中国社会文化精神的重建 客观超越理想乃“皇极”的“人文世界”之所出的根本；而西方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原本出于同一理念，即西方文化精神内在的客观超越理想。明白了这两点，就意味着懂得了中西文化精神的大本大原，找到了中西文化精神融通的根基，确立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契合点，也寻到了中国文化构建自己的“十字架”和“金字塔”的支撑点。但是，要真正将中国文化精神重建这把巨伞撑开，还需要进一步明白这些西方社会文化精神之于中国文化的现实价值，并努力将之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的相关文化精神综合、融摄，以构建出新的“现代世界”的中国文化精神。 西方社会文化精神之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从多方面为中国文化精神中人的主观精神通向客观精神架设起了多个可能性通道，在“人极”和“太极”之间撑开了可供攀缘的“十字架”。因为当我们重视科学知识世界的开辟、工业机械文明的建设、社会各种文化领域的分途发展、建立国家法律意识、落实自由民主精神时，我们的精神就会遭遇到似乎“处处有一特殊内容之规定”，好像受到某种限制，并且时时感到有某种外在东西在阻碍，而迫使自己向上提升，于是便有一种“向上如十字架以撑开之轨道”呈现于我们的精神前面[1]，我们可以沿著它走向超越理想的客观实现，创造现实的人文世界。 科学研究重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共同规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特使事物能够为某一个共同规律可以穷竭其所有特征，任一具体事物，往往都是多个、多方面、多层次共同规律相互交贯而得以说明的，由是，科学研究就使我们的精神通过纵横交贯之共同规律而向上攀升，如十字架得以撑开。工业机械文明可使不同的物质之间进行力的互相转化，物质形态互相变易，这就使各分立、独立的物质力量、物质形态呈现纵横交错的文理，进而使我们对物的各种理想得以在自然界世实现出来，这也使我们的精神向上如十字架以撑开。社会文化领域的分途发展，个人参加不同社会文化社团，也是使我们的精神如十字架以向上撑开，其理更易明白。 就自由民主精神而言，由于在政治上中国过去各社会文化领域分途发展之势不显，缺乏各种社会文化团体的存在以为政治民主的后盾，所以，尽管中国过去社会本来有较多的个人自由，但是，“人民积极自动的对政治负责之精神，未能充量的表现，而人民之自由权利未经宪法之明白规定，而受法律舆论之保障，则人民虽实际上甚自由，其自由亦随时可受暴君之剥夺。”由于自由民主精神的充分显现，必须建立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分途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充分发展、国家法律被普遍遵守等前提下，所以唐先生强调，中国将来自由民主精神的进一步表现和发展， 必须表现于人民之尽量运用民主精神，以共立一切社团国家之法，共商一切社会国家之事；运用自由向上之精神，以从事于各社会文化领域之分途发展，形成并行不悖之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为人民有力以限制政府、督促政府，或支持政府，以强固国家之基础；并运用自由民主精神，以共要求对政治负责，而要求对政治负责之精神，亦宜与一新道德精神结合，则自由民主之精神，使中国人精神上达之价值，终将大显也。[2] 由于自由民主精神在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的传统中充当着“圆而神”的角色，它又必须建立在社会文化分途发展、社团组织的建立得以充分展开、国家法律被普遍遵守等的基础上，而在中国“圆而神”的文化精神传统中，恰恰又特别缺乏社会文化分途发展、社团组织充分建立以及对国家法律的重视等“方以智”的基础，所以，唐先生对于民主自由精神在中国的生根、成长甚至在整个世界文化构建中积极作用的发挥，特别强调了社会文化分途发展、社团组织的建立以及国家法律意识的遵守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偏重于视人文世界为人的内在心性的实现或自然流露，人文世界的功能只在于，在人的全幅心性包覆涵盖下直接陶养人格精神。传统中国文化精神并不看重人文世界所具有的客观的表现我们精神的意义，因而也就不重视去分途发展超个人的人文世界本身。如此，则“不免偏于只能卷之则退藏于密，而不能放之则弥六合，是则中国文化之伞，仍未撑开也。”[3]为了撑开中国文化人文世界的大伞，唐先生认为，我们必须一方面把稳中国文化精神之本源以为躯干，明了人的整全心性，其高明广大本足以涵盖天地，其敦厚笃实本足以顶天立地，因而坚守中国文化精神本身具有的通于大道的识度气量；另一方面，又必须让各个人献身于各特殊的文化领域，促进人文世界的多方分途发展，以伸长中国文化精神身躯的四肢、茂发中国文化精神树干上的枝叶。这样，由身躯而四肢，由树干而枝叶，是为由本以成末，本末得兼。四肢不灵，枝叶便必然凋零，进而则躯干也将日益孤寒，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危机。中国文化精神的在创造，必须是走“灵四肢”、“茂枝叶”、人文世界多方分途发展的道路。 各种人文多方分途发展，便可形成中国未来社会文化的新形态。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文化团体组织依自由民主精神逐步形成，则将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新模式。有分立并存的社会团体组织，就必须有统摄调整维系其间关系的国家法律，否则，由社会团体组织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社会分裂就将招致人文世界的分裂，并形成各个人对文化理想的偏执与人格精神的片面化；同时也将使中国文化精神中顶天立地、涵天盖地的精神彻底倒塌，如此，躯干本身的生命精神就将因全部散落在四肢与枝叶上而死亡。所以唐先生强调，我们绝对不能离开国家法律讲纯粹的民主自由和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我们讲民主自由与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必须与国家法律的观念一起讲。只有确立起国家法律观念为分立并存的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的统摄原则，并充分保障分立并存的各种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与个人的活动，文化的分途发展才可能有其社会性的、秩序性轨道，而免招致社会与人文世界的分裂。这样，个人虽然只献身于社会文化的某一方面，却可免于文化理想上的偏执，其人格精神也不会真片面化，他将仍然能有顶天立地、涵天盖地的气度和识量这一躯干，以持载和推进社会文化全体的枝叶向上生长。 以中国文化精神为躯干，以建立国家法律意识为保障，核心在保障社会文化的分别发展，以使我们的文化精神有四肢枝叶伸展生长，撑开我们的人文世界的大伞。在现代世界，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伸长，还必通过国家内部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以与世界文化相交流而实现。所以，要真成就文化精神的健康发展，我们还必须肯定国家以上的天下或世界性的人类社会组织。唐先生认为，国家只是我们个人的文化意识通过国家内部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枢纽”；此“枢纽”的作用，在于保障我们个人的精神有轨道，以通接于人类全体文化与世界人类全体。唐先生还据此提出了“世界性之文化团体”以及“世界国”的设想： 吾人必须有不绝灭已成国家，而使吾人仁义之心，通达于天下世界之道路，以向往一整个人类组织，即世界国。此道路，吾意唯有先由国家中不同社会文化团体，越过国家之界限，以相通接，成世界性之文化团体，以促进世界性之文化交流，使各国家民族之文化精神之差别处，互相了解，而或由异成同，或互尊其异。此世界性之社会文化团体，即可为世界国之社团基础。此世界国之任务，则当有如国家之保护个人与国内社团与国内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而以保护世界之一切国家、世界性之文化社团，与世界之个人为责任。世界国保护各国与世界性之文化社团，国家护持一国内之文化社团。每一个人即为国内之公民，亦为世界之公民。每个人以义道尊人之国，以仁道爱自己之国。充仁道成礼道，敬世界国，充义道成智道，分别肯定世界各国社会文化多方发展，与各世界性文化社团之价值。则世界国与各国，世界文化与各国文化，相依而俱存，皆为个人之仁义礼智之心所持载，则民主精神，可表现于国与国间，而个人之自由的向上尊重文化之精神，亦伸展于世界矣。[4] 通过国内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以及依于人心人性的扩充在世界范围内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再润泽之中国式之生活情趣，鸡犬在户，五谷在田，牛羊在野，而工厂在林水之间，父子兄弟，怡怡如也，皆有礼乐文化之生活，以陶养性情，兼对文化有所贡献，世人之精神乃无所不运，而六通四辟，皆有轨辙可寻，而生意盎然矣。”[5]如此，我们借西方的国家精神以充实自己文化精神的过程，就又可以转而以我们的文化精神去裁抑西方的国家精神了，我们便可以将中国文化精神立身之本的仁心仁性充扩于天下，而促进人类文化和世界和谐的发展。 二、中国纯粹文化精神的重建 唐先生认为，“社会文化之全面发展，必须以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生活情趣等，纯粹精神文化之大盛为归宿。”[6]所以，唐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创造的讨论，最后是落脚在纯粹精神文化的重建上的。 关于哲学精神的重建。唐先生认为，中国固有哲学重妙悟、重智慧、重体证，而略论证与批导辨证。所以，中国哲学的重建应当摄西方哲学的精神以补所缺，也就是要使论辩者皆归于体证又为体证所充实。 论辩与体证之所以不当相离，正如仁与智、言与行，可相互为用。体证依论辩中理性之流行，以为轨辙，正所以使体证者，亦得流行以增益。又兼所以使吾人之所体证者，既充实于自己，亦满溢于他人之道。论辩而各有真实之体证在，即所以使心灵光辉之扬升，不徒如播弄理性之虚姿，而有活泼之精神生命，顺所体证者之流行而流行于论辩之中。[7] 关于文艺精神的重建。唐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根本上是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其功用也主要在于润泽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并未能成为一独立的文化领域。而在西方，则文学艺术很早就成为一独立文化领域了，文学家、艺术家多献身于文艺，并注重以文学艺术想象提升人的精神而鼓舞其生命。中国未来的文学艺术，应该既保持中国过去文人重各方面人文陶养以养气的精神，并辅之以高明的智慧与敦厚的德量，但同时又需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专门的文学艺术，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 关于宗教精神的重建。唐先生强调：“吾理想中未来之中国文化，亦复当有一宗教。”[8]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很多论述者都强调“中国无宗教，亦不须有宗教。”但唐先生认为， 在今日，则吾人既当由吾人之精神之四面撑开，以客观化为各种之社会文化之客观精神；则同时亦即当将吾人精神自我之统一体，即天理天心之在吾人内者，亦推举而上以客观化为：统摄“分别发展之社会文化之各种客观精神”之一客观的“绝对精神实在”。是乃于天人合一中，再分开此天与人，亦即再分开道德与宗教，使宗教重成为社会文化之一领域。此乃理之所宜然，义上之所当然。[9] 当然，唐先生所期望建立的“人文宗教”是不同于同时又函摄传统宗教的： 吾人宗教精神，乃对神全无所希慕欲望，而纯由吾人道德文化精神自身所建立，以表现吾人心性之高明，与文化精神之广大者。[10] 吾人所向往之新宗教精神，虽异于人类过去之宗教与宗教精神，然吾人对一切人类过去之宗教圣人，皆不排斥，且当肯定其特殊之价值，而兼承认之。[11] 吾人所向往宗教精神，包涵对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之崇敬，即包涵对人文世界中已成一切宗教精神之崇敬，即包含对一切宗教圣哲之崇敬。吾人正当聚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与无数圣贤于一堂，以相揖让，而供之于中国之新庙宇。[12] 关于伦理道德精神的充拓。在唐先生的人文思想体系中，道德是处于最核心地位的，一切其他文化形式都是从道德理性上立根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就是人文的礼乐精神，是建立在中国伦理道德精神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重建”，并不意味着中国伦理道德精神也必须以“重建”的方式获得新生。相反，在唐先生的人文思想体系中，中国文化之所以没有能够充分“现代化”，主要的就是内在于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一些合理因子没有得到充分的扩充拓展。用孟子说“四端”之心的话语说，“苟以充之，足以安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伦理道德精神，唐先生认为，应该是按照“现代世界”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要求而努力充拓它。 首先，当充拓儒家利用厚生而不重格物穷理的道德精神。唐先生认为，儒家知道利用厚生以成人文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是，儒家不重格物穷理以发达科学，不重观象制器、变化万物以合于当有的人文理想，所以儒者精神最终也将会退墮而自处。在唐先生看来，儒家对物的理想的实现，必须靠对物表现真正的格物穷理及观象制器的精神。 格物穷理，而使吾人之智照之明，贯入于物之中，而照明物理，亦即照明此心于物之中，而于物见心。观象制器，以实现人文理想，即所以使物质之世界，由顽梗而化为宽柔，由对人无情而对人有情。此皆吾人既以成己，亦以成物，而贯彻中国文化精神之一道也。[13] 其次，当充拓“敬”、“忠”的道德精神。个人主观精神要通接于客观精神，根本的需要各种分别发展的文化活动以通接于客观的社会文化领域与社会文化团体，再透过国家以及于天下。在未来社会中，由于社会文化的充量发展，由普通个人至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君”之间，有一庞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君”的重要性必然大大减轻。此“君”将日近于有位而无权责的人，只为天下一统或国家一统的象征。所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精神中的“敬君”的道德，也将只为一精神上的向往而非实际的对“君”负责。而代表个人精神实际通接于客观精神的道德，当为个人对社会文化理想的忠诚，如对经济上之公平、政治上之公正、学术上之真、文学艺术上之美善、宗教中之神圣的企慕爱好；对依文化理想而形成的社团、国家、其他世界性人类组织及其法纪的尊崇；对文化领域中同道、同志、同事、同业、同为一国公民或世界人民的合作精神；对历史文化的虔敬、对人类未来前途的遥远的爱等等。 再次，当充拓中国传统的“五伦”道德。在传统五伦中，家庭之伦占其三，唐先生认为“有太重家庭之失”，所以，现在必须扩大我们传统的伦理关系，以充量表现人类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父子之伦见生命纵面的上下通流；兄弟之伦见生命横面的左右舒展；夫妇之伦合二家之好，使一家人的具体生活通于他家而合二家之内外；朋友之交以道义合，是整个精神人格的相敬，这是横面的“敬”的扩充；君臣也以道义合，君仁臣忠，又表志气相通，这是纵面的“仁”之扩大。这就是中国过去的五伦系统。唐先生认为，“吾人今扩而大之，则人当有对一抽象文化理想或向往真善美之价值之忠诚，以成为吾现实自我对理想价值之道德。此即开出一吾现实自我对吾理想自我之一伦。”[14]由此，自我的精神即增一内在的伸展。当我们依一文化理想或价值向往与同道、同志、同事、同业集成社会文化团体时，依于共同的理想，我们的自我就会与他人的自我精神相感通，使各自得以尽责以同尽忠于共同理想的实现。这种对同志、同道、同事、同业的合作精神，就是“义”道的表现而为“友”道的扩大。 总之，由道德观念的扩大，我们就会充分认识到，在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过程中，人在社会中“依位分以定实际职责”是极其重要的，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团体中、在不同的位分上，既享有各自的充分自由以发挥自己的才性，又各自尽责相互尊重与配合共同实现文化理想，如此，作为充量发展的人文世界的“皇极”就可以建立起来，中国文化精神的“十字架”和“金字塔”就会完全撑开出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于雷雨之动中，即人生之所息。吾人以此心存此志，则皇极已立于吾当下之心中，透过吾此心以显，则此雷雨之动之世界，亦即皇极之理想人文世界正向之而立之世界，又岂远乎哉。直下承担，见诸行事，是待善学者。[15] 对我们当下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我们作为文化传承者、文化创造者的知识分子来说，根本的是怎样如唐先生所说的“直下承担，见诸行事”！ 三、中国文化精神未来创造的展望 唐先生论中国文化精神，虽重在论中国文化的过去，但用意则在于指出中国未来文化创造的道路。这道路就在于： 中国文化精神之潜流，固当顺晚清诸儒立皇极之精神以发展。化清儒之学重专精，为社会文化并行不悖之分途发展，而期于民族精神之旁皇周达，以扬升而高举，必将能转百年来被动接受西方文化冲击之态度，而自动加以摄受，宏纳西方学术文化之众流，以充实此皇极，而展开分途充量发展之中国人文世界。则欧风美雨，北俄霜雹，坏固有文化之堤防，盖亦天之所以涤荡中国文化之尘垢与虚饰，使中国民族精神，亦终将重自混沌中昭露以出，而光辉弥以新。则吾人于此剥复之交，独握天枢，吾人未尝不可悲而不失其乐。知吾人今日之责任，唯在透至底层，直接中国文化之潜流，去其土石与沙砾，重显其源泉混混、不舍昼夜、健行不息之至德于光天化日之下。则承孔孟立太极、宋明理学家立人极，与明末至今企慕皇极之精神，依太极、人极以繁兴大用，实立皇极于天下，使吾人一切精神活动，皆一一得直升而不受委屈，积诸直而并行不悖、参伍成文，成大方之直。依枢极以周流，而大方无隅，斯谓圆而神。是正吾人今日贞下起元之任也。”[16] 唐先生借用古人太极、人极、皇极三极一贯的思想，强调“圆而神”的中国文化精神对“方以智”的西方文化精神是可以全部摄取的，这种摄受，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自身敞现，也是中西人文精神的彻底会通和融合，是展开中国未来人文世界的根本大道。这一根本大道，不承认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只是一“截长补短”之事，而是将之视为“完成中国文化自身当有之发展，实现中国文化之理念之所涵之事。”所以，唐先生认为，他的这一根本大道，对于中国百年来中西文化之争，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二极之争，给出“哲学理念上之真实的会通。”[17]这种会通，乃是“今天最圆满的人文主义思想”。[18] 唐先生这一立足中国文化精神摄受西方文化精神的中国文化重建之根本大道，既是“返本开新”——返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本以开中国未来文化精神创造之新，也是“返本成末”——返“人之为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之仁心人性之本，成“现代世界中国人之为现代世界之中国人”的人文世界之新。唐先生将这一“返本开新”、“返本成末”的中国未来文化创造的伟业，比之于孔子成就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伟业： 孔子综摄三代人文精神，以成其统一之人格精神；吾人若将再重分化此统一人格精神，以成就人文世界之区域。孔子重法天道以立人道，依古代之宗教以成道德；吾人则将由道德，再启迪出宗教。孔子尊周天子；吾人则向往未来之天下一家。吾人与孔子之所以有异，正所以同于孔子。孔子之时，先有者乃三代之人文与人所信之天道，而当时天下原已有周天子在诸国之上。吾人今日时移势异，吾人精神所立之据点，与吾人之所缺者，正与孔子相反，故所言者亦不得不与孔子，若全相反。然吾人向往人文世界、人格世界相因以成就，重天道、人道之一贯，与天下、国家之多而一，固皆同于孔子者也。吾人与孔子同者理，异者所重之事；同者精神之质，而异者所以充满于事之精神之量。[19] 孔子对以前之文化为玉振，对吾人今日则为金声；而吾人今日之玉振，则在重振孔子之所玉振，以振出对有超越性、客观性之文化理想之尊重，与人文世界之分途发展，成就今日之家庭、社团、国家、天下，即以振出吾人之道德精神，而完成吾人之人格，以尽性知天。此太极、人极、皇极三极一贯之道，即天心、人性、人格、人文之一贯之道也。[20] 中国文化精神是直接贯注于所有中国人的生命和心灵深处的。“它即是中华民族的上帝。”它对一切中国人身怀同样的挚爱，是所有中国人最内在的自己。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深处，有数千年无数的祖先的生命、生理、心理、精神交融合成的力量之整体潜在着，这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你能依照它的意旨实现你的生命，你也就真正实现了你之为人、你之为中国人。同时，潜藏于我们生命深处的这一中国文化精神，也是使我们与世界文化精神中一切有价值的方面如科学民主精神相通接的根本。如此，“实现你之为中国人，与实现你之为世界人，是一事不是二事。”所以， 中国人之成人，成中国人，成世界人，真正是三位一体。中国之成为中国，成为真正的人的国家，与成为与世界相协和的国家，亦是三位一体。以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世界人，而成其为人。[21] 这就是唐先生对中国人之为“人”、之为“中国人”、之为“现代世界的中国人”的最高肯定和最高期待！也是唐先生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客观价值的最充分肯定！有此肯定和期待，我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何愁不能，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伟大民族之林何愁不能！ [1]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4—3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3]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4]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5]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6]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7]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8]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9]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0]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1]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9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2]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9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3]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9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4]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9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5]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40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6]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405-40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7]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第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8]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9]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40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0]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40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1] 唐君毅：《中华文化与当今世界补编》（下）第65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