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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概括，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这一理论是怎么来的呢？ 有说“半封建”或“半封建社会”的术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习用，如《法兰西内战》中就有“半封建”一词。而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胡秋员则认为，“半封建”一语出自马克思《资本论》。 不过，作为专门揭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观点，“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法并非来自马恩，而是来自列宁。 列宁曾说过“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也于1920年在共产国际二大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报告时使用过“半封建”。共产国际二大将列宁的报告中提及的理论提炼，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列宁的论述确定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指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但他既“没有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确定的词汇”，也没有就两个基点的相互关系（例如主次关系）做出论述。这样，后来就产生了争论。 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风起云涌的时期，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政治势力一致接受列宁的二元架构，普遍认同半殖民地的定性，却对半封建的定性不置可否。 例如1924年1月发布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就三次指明中国是半殖民地。国民党左派人士如廖仲恺等人，也都从这一观点出发去观察中国社会。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其立场当然更加明确。可是，中国到底是不是半封建社会，却未见明确表态。以《邓中夏文集》为例，多次出现“半殖民地”的讲法，却一次都没有使用“半封建”。直到1926年7月，中共将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等归入“半封建势力”，半封建一词的使用频率才逐渐增多。 在列宁和孙中山去世后，此时国共合作出现了危机。因为两党合作政策本由苏俄提出，如今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也首先在莫斯科展开，而这关系到两党是否有可能继续合作。 论战双方各执一词，一方向“半殖民地”倾斜，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压倒一切，中国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以实行党内形式的合作。如果国共两党非联合不可的话，也必须采取绝对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方 式，不然就会吃亏。 另一方则倾向“半封建”，认为封建关系在中国占优，中国的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所以，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联盟的成员。 论战在1927年春夏时期达到高潮，双方均抛出一批重量级的论文。然而，四一二事变的突发，国共合作遭到失败，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争论只剩下了浓浓的悲壮色彩。对于此次论战，国外某些学者说来颇有事后诸葛亮的意味：“中国共产党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可能干得更糟；如果较早的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也许会干得更好。” 由于国共合作的失败，中国国内对社会性质的论战也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说”走向了前台。 早在1926年中文周刊《国际评论》的创刊号上就有“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出现。1928年的中工六大后，在中共宣传部长李立三直接领导下，被称为“新思潮派”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专业性的研讨。他们大量使用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提法，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逐渐深入到中国知识界。这期间，李达、瞿秋 白、张闻天、吕振羽等人都发表了相当精彩的言论。 新思潮派的工作是以论战的形式进行的。其论战对象，有国民党改组派学者、托派以及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的观点各有不同，但一致认为新思潮派在主张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从而予以反对。然而，他们的反对却扩大了新思潮派的影响，并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捏合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并使得这一概念为社会所广泛认知。 1934年9月，何干之出版《中国经济读本》一书，自称“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1936年11月，又出版《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二年初改名为《转变期的中国》），正式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革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的观点。 1938年3月，毛泽东在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作简短的演讲中，完整的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而且对这一概念阐发清晰。因为何干之在1937年秋到达延安，毛泽东曾有意请他任秘书，所以，一般认为何干之的研究对毛泽东有过影响。 1938年11月，毛泽东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进行了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成为了毛泽东经常使用的概念，并为中共高层一致接受，最终成为延安时期延安学者研究的理论指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