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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禅学史上，南朝建康一带的禅学最具历史影响者有二： 一是译出禅经与有关之佛典。北凉王沮渠蒙逊的从弟安阳侯沮渠京声，少时西度流沙，至于阗，学梵文，后遇天竺高僧、时称“人中师子”的佛陀斯那，从其受《治禅病秘要法》，回河西后译出此经。公元439年，北凉被北魏灭亡后，沮渠京声投奔刘宋，应请重译此经。禅病是指参禅者在修禅过程中，因尚未体会出参禅的真诀而产生的疾病。本书列举了十二种禅病和相应的对治方法（注：详见《大正藏》第15卷第333-342页。）。比如对治喜爱音乐的禅病，就要心想一手持乐器的天女，“眼生六毒蛇，从眼根出，入耳根中。复见二虫，状如鸦鸺，发大恶声，破头出脑，争取食之。……见女所执诸杂乐器，宛转粪中，诸虫鼓动，作野干鸣。所说妖怪，不可听采，如罗刹哭。因是厌离。”（注：详见《大正藏》第15卷第337-338页上。）说禅修者治疗喜爱音乐的病，应从心念中想象天女、乐器、音乐的污秽和丑恶，以达到厌离的目的，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自我控制法。本书有关身心疗法，是集古代印度、西域医学思想的重要成果，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再如上面提到的，昙摩蜜多也译有禅经。而深刻影响禅学思潮的变化的译经，有求那跋罗译的二部经：《胜ｍáｎ＠⑤经》（《胜ｍáｎ＠⑤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宣扬“如来藏缘起”说；《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简称《楞伽经》四卷本，公元443年译出），强调要开发自心佛性如来藏，以成佛果。这都为禅学提供向内探求解脱之道的新途径、新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里顺便指出，公元513年，著名的译经家菩提流支在洛阳译出十卷本《入楞伽经》，上述求那跋陀罗译的四卷本《楞伽经》就是此经的略本。此经是大乘瑜伽系的经典，二种译本都是以阿赖耶识和如来藏，尤其是以后者来说明人生和宇宙的本原的。但四卷本以“性空”为涅ｐáｎ＠①境界，以“性空”之理为如来藏，而十卷本则视涅ｐáｎ＠①、一心和如来藏三者是相通而相等的。这样就在涅ｐáｎ＠①和如来藏是“性空”还是一心的问题上形成了分歧，并影响了禅修的不同走向。 二是建康作为南方著名禅僧最集中的地方，由北方禅师和印度、西域僧人带来的禅风，与本地重义理的学风相融合，逐渐地形成了一种佛教新风；修习禅法与探求义理相结合。如三论宗的重要先驱、“摄岭师”僧朗对于龙树“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深有研究，又重视禅法，教人以无住、无得，把三论的中道思想应用于禅学。 此外，还有两位风采特异的禅师也值得注意。一位是宝志（?-514年），甘肃兰州人。史载，他长年修习禅业，从无定式，居无定址，食无定时，发长数寸，手持锡杖（上挂剪刀和镜子），跣行街巷，时而赋诗，言如谶记，屡显神异。齐武帝谓其惑众，收容于建康。梁武帝即位后，则对他倍加崇敬。死后葬于钟山，墓侧立开善寺。后世称之为志公和尚。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载，宝志作有《十四科颂》、《十二时颂》和《大乘赞十首》，宣扬即心即佛说，强调“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注：《十四科颂》，《景德传灯录》卷29，《大正藏》第51卷第450页下。）。因与唐以后禅宗思想一致，被视为后人托名之作。 另一位是傅翕（?-569年），浙江义乌人，是在家的善慧大士（居士），也是禅师。他日间劳作，夜间修禅。后被梁武帝迎入京师，世称为傅大士。唐代道信禅师在所作《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称赞傅大士的禅法“独举守一不移”（注：见《楞伽师资记》引，《大正藏》第85卷第1288页上。），并以此为修道方便五种法门的依据之一。又《景德传灯录》卷三十载有傅大士的《心王铭》，强调自心的修持重在心性清净。然也有人疑为后世的伪作。 地处浙江东北部的天台山、四明山一带是继东晋以后南朝禅师的又一集中地。如释慧明，康居人，于齐建元中，与沙门共登赤城山，“栖心禅诵，毕命枯槁。”（注：《高僧传》卷11《释慧明传》，《大正藏》第50卷第400页中。）释弘明，会稽山阴人，少年出家，于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高僧传·本传》载，时有虎来室内，见明端然不动，久之而去。后住昭玄寺、百林寺，“训勖禅戒，门人成列。”（注：《高僧传》卷12《释弘明传》，《大正藏》第50卷第408页上。）可见当地习禅风气之盛。又有释慧实，颖川人，梁末游步天台，修头陀行，以宴坐为业（注：《续高僧传》卷17《释慧实传》，《大正藏》第50卷第569页上。）。南朝时这一带最重要的禅修活动者当属天台宗创始人智＠③。智＠③年十八即投湘州果原寺沙门法绪出家，后到光州大苏山投慧思禅师门下，修“法华三昧”。慧思游南岳，智＠③则至金陵，宏开讲论，博得一代诸大德的敬服。此时智＠③对禅观学说的组织已初见眉目，著有《小止观》、《次第禅门》等。智＠③同门人一起入天台山住了十年，后人称之为天台大师。陈末又回金陵，陈亡后游化两湖，回到故里荆州，又往庐山，再重上天台山，不到两年就去世了。智＠③本人成熟的禅观思想体现在他晚年的著作《摩诃止观》里，该书本拟写作十章，实完成了七章，未成全璧。 三、南北禅学的基本特点 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综合南北朝两地禅学的基本特点。（一）就禅僧的情况来说，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有的禅僧是受王朝直接供养，礼遇甚隆，生活优裕；有的禅僧则是生活在山林，一衣一食，自给自养。由此形成禅僧有上层和下层之分。上层的禅僧与王朝关系密切，地位显赫，名声隆盛。他们往往把禅法修持与政治活动和道德教化结合起来，以发挥安民抚众，巩固统治的作用。如僧稠建议北齐文宣帝高洋以佛道设教，引导四民，深得赏识。又如僧实，被西魏统治者视为“可宪章于风俗，足师表于天人”（注：《续高僧传》卷16《僧实传》，《大正藏》第50卷第557页下－558页上。）的模范人物，其言论也被尊为“世宝”。他们都是通过禅学的形式为社会政治服务，又通过王朝的支持来扩大禅学的影响。下层的禅僧，有潜心禅修，追求解脱者，也有原为流民，或与当局统治者不合作者。他们人数众多，是佛教禅修活动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下层禅僧中，也有造诣极深的禅师，他们是中国禅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是禅僧有分散的也有集中的，后者形成为共同生活、共同修禅的群体。在这些群体中，有的更是形成了师徒相承的传法系统。师承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引发出禅僧内部的相互排斥乃至倾轧现象，一方面又逐渐导致禅团内部不同派别的产生。 （二）就南北两地禅学的关系来说，正如僧传所载：“江东佛法，弘重义门”（注：《续高僧传》卷17《慧思传》，《大正藏》第50卷第563页下。）佛化虽隆，多游辩慧。”（注：《续高僧传》卷20《习禅篇后论》，《大正藏》第50卷第596页上。）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是当时佛教的历史事实。这是说，第一，北方禅学盛于南方；第二，南方禅学校多与义理之学相糅合，并非说南方禅学不兴盛，更不是说南方无禅学。南北佛教学风的不同，推动了两地交流。北方禅师大批南下，弘扬禅法，直接推动了当时南方禅修的盛行。南方有的禅师也专程北上取经，如摄岭三论学系的著名僧人慧布，尊奉“三论”，而又偏重于禅定。他北至邺都，向达摩门下的慧可禅师问学，求证其所见，又西至荆楚，与慧思讨论大义，也获得印可。慧布回到栖霞后，与寺内的禅众专习禅法，并请保恭禅师主持栖霞寺，指导禅修。又，南方的禅师之间也经常进行交流，如摄岭僧人与智＠③的关系就很密切。禅师们频繁交流，一方面，使不同传承系统的禅学趋于契合，如后来的天台宗、三论宗和禅宗诸家禅学，虽然学说渊源不同，禅修方法有异，但是在思想上仍有一脉相通之处。再一方面，是使义理与实践、教与禅逐渐走向合流，推动理论与实践融汇成完整的体系，从而为佛教宗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三）就中国禅学的形成来说，南北朝禅师通过多方面的创造性的学术活动，而为新的禅学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一是突破佛典神圣观念的束缚，独立地评判佛典的高下，选择自认为义理最高的经典作为修禅的依据。二是领悟而又不拘于佛典的文句，从中提出新的观点，新的命题，新的禅观方法。三是突破原有坐禅入定的藩篱，贬斥一味“宴坐”的禅法，拓展了禅修的新法门。四是在译出唯识系等经典的影响之下，中国禅学日益与心学相融合，偏重于主体“心”的修持，同时在此基础上构筑心性论、工夫论和境界论的禅学体系。这在前面所述的慧文、慧思、达摩、慧可等禅师的活动中，可以或看出其端倪，或看出其轮廓。中国化的禅学体系可谓呼之欲出了。 原载《宗教学研究》2000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