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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论汉代循吏，以文化意义为角度，立论恢宏，但他将将其文化意义聚焦在文化的 传播上，比之为基督教伊斯兰教所谓的teachers，不仅有以偏概全之嫌，“文翁在 蜀，道著巴汉”是能够证明余氏观点最有力的材料。但文翁所治之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 ”(见《汉书·文翁传》)，非比更为广大的诸夏之地礼失可求之野也。而且汉代循吏 的真面目以及儒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亦因此而变得模糊难以捉摸。记录前汉有关吏治的材料 集中在《汉书》循吏传及赵尹韩张两王传，让我们从其生平、思想倾向及为吏之实逐加研核 ，看究竟该如何给他们定位(材料均出自本传，不注)。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为人强力 ， 天性精于吏职。”其在颍川及京兆任上的主要政绩在打击以姻娅相托，宗族恣横的诸大姓豪 族。他“好用世吏子孙新进年少者”，效命于“持刑罚严”的霍光，而与儒相萧望之等颇不 睦。他给人留下印象最深之处是对付“盗贼轻侠”，手段十分高妙。当然，他也十分廉明。 尹翁归字子兄，河东平阳人。“少孤，与季父居，为狱小吏，晓习文法。喜击剑，人莫能 当 ”，以才干为著名酷吏田延年赏识。为治东海，以“明察”为特点，主要政绩亦在缉盗贼和 打击豪强。本传称他“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谦退”；不 见有称道其教化的字眼。 张敞与尹翁归一样为河东平阳人氏。与向孝宣上书的儒生路温舒要求“尚德缓刑”不同， 张 敞上书要求加强王权；并请求“值守远郡”。他的思想是“忠孝之道，退家则尽心于亲，进 宦则竭力于君”。他最擅长的是治理盗贼，治平胶东又治长安，使“偷盗尤多，百贾苦之 ”的 长安终于“市无偷盗”。本传谓，“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时时越法纵舍，有 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然敞本治《春秋》 ，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善，不纯用诛罚。”与赵广汉虽有不同，但在当 时的儒士大夫眼中，他并未被目为士类：“元帝初即位，待诏郑朋荐敞先帝名臣，宜传辅皇 太子。上以问前将军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经非师傅之器”。真正以“博 学文雅”见称的是其孙张竦，但那已是新莽时的事了。 王尊跟赵广汉、尹翁归不同，文雅方面甚至比张敞犹有过之。他十三岁为小吏，后称病去职 ，“事师郡文学官 ，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但是，从他听讼及为安定太守 时所出教告看，儒学中的大义并未成为其为政之指导原则。不过有位叫郑宽中的博士使之“ 行风俗”并举奏之，似乎干得不错。但总的来说，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修身洁己，砥节首公 ，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著职修，威信不废，诚国家 爪牙之吏，折冲之臣。” 王章是这些人中唯一曾“为诸生学长安”者。较之王尊，他也确实深明大义。外戚王凤辅政 ，“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贤”。遗憾的是，这位儒吏治京兆的 事迹本传都不见载，而他最终又为王凤所陷，被以大逆罪处死，更叫人叹息再三! 好在韩延寿的材料较丰富，可以由此了解儒吏教化的具体内容。本传称“先是，赵广汉为太 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职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 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 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 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消除怨咎之路。长老 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应予指出的是，这 里 所依据的是古礼，并且是与诸乡里所信向之长老共同议定，“聘其贤士”以用之。足见所谓 教化乃是“修道”，而非传播抽象的春秋大义之类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 班固称“延寿为吏，尚礼义，好古教化，至所心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 议，纳谏争， 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动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 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如果史笔没有文饰虚美，则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要祖述尧 舜宪章文武，历代儒生都怀有三代情结而为之追求不懈! 再来看《循吏传》中的五位人物(文翁“移边变俗”，对我们的考察当以特例视之)。“治甚 有声”的王成，虽有宣帝为之下诏以褒之，却“不知为何郡人”，治绩亦未著一字。并且， “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为自增加，以蒙显赏 ，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班固以之为循吏似有未妥。 黄霸比较著名。他“少学律令，喜为令”，以“入财为官”而不为同僚所重。不过他“温良 有让，处议当如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在霍光“遵武帝法度，以 刑罚痛绳群下”的时期，“独用宽和为名”，故颇得宣帝赏识。也许因为时风熏染，后来心 向儒学，在大狱之中追随名儒夏侯胜学《尚书》，并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后为夏侯胜 举荐 为扬州刺史，又任颍川太守。有此一番经历，其为治自然较诸从前又有所不同。据宣帝之褒 诏云：“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 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无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 。”可见黄霸堪称以儒术缘饰吏事为治而获得成功的范例，而朝廷对这种循吏是颇激赏的。 余英时先生从其教化非朝廷所倡行的前提出发，论证“条教”为教化之条式(见《士 与 中国文化》页二Ｏ六)。其实条教即是条文与教令的合称，董仲舒的著述中即多有之。它是 由 官吏颁布实行的有教化内容的管理条令。黄霸，以及被余氏视为代表官方吏道观的薛宣，均 曾在吏职任上或“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或“有条教可纪， 多仁 恕爱科”。著名儒臣谷永就称赞薛宣“崇教养善，威德并行”(见《薛宣传》)。 朱邑号称循吏，主要在于为人淳厚，“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身为列卿，居处俭 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无余财”。至于为政实绩，则史不见载。他是谈不上什么理论素 养的，属于以朴素的道德意识在基层感化百姓者。 与前述诸人不同，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而任零陵太守、南阳太守之职。 其治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 倍，盗贼狱讼衰止。”孔子治国是主张“富之，教之”，先富后教。召信臣在“富之”的方 面做的工作很多，但“教之”的工作则没有提到，其化大行表现在“郡中莫不耕稼力田”上 。与此相似的是另一循吏龚遂，其治绩在缉盗富民，亦称“郡中大化”。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四有汉循吏多求名伪饰条，云：“宣帝重二千石之任而循吏有余美 。 龚遂、黄霸、尹翁归、赵广汉、张敞、韩延寿皆藉藉焉。迹其治之得失，广汉、敞、霸皆任 术而托迹于道。广汉、敞以虔矫任刑杀，而霸多伪饰，宽严异，而求名太急之情一也。延寿 以礼让养民，庶几于君子之道，而为之已甚者亦饰也。翁归虽察，而执法不烦；龚遂虽细， 而治乱以缓，较数子之间，其愈矣乎!要此数子者，唯广汉专乎俗吏之为而得流俗之誉为最 ，其余皆饰以先王之礼教，而世儒以谓汉治近古，职此由也。”船山一代大儒，其论史不免 师心自用而多有偏颇，这里对循吏的挑剔即稍嫌过份。但他指出至少在前汉之时，不能以为 其治近古却颇见眼光，而指出这时的循吏为以礼教(道)缘饰律令(术)，更是准确地把握了儒 学在西汉时所处位置。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这也即是汉初鲁国两位儒生所 谓“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的意思。仁政的追求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孔孟荀以 及董仲舒诸儒学宗师所向往的文化秩序要成为包括吏民在内的全社会的自觉，更是需要众多 的条件。武帝独尊儒术，宣帝褒奖以教化辅助吏事的良吏为此提供了契机，宗法社会亦有此 条件与要求，但是，在西汉，一切还只是开了个头。 (三) “东汉功臣多近儒”即是诸内在外在条件走向成熟的标志或起点。因为从society方面说， 社会已形成了以宗族为单位的基层组织硬核，其宗法关系纽带需要儒学的强化； 许 倬云先生就认为西汉中叶以后，社会上家族的团聚作用较前此为强。参见《求古编》页四七 Ｏ。从state方面说，新的统治集团将更为自觉地接受利用儒学，使之成为官方的意 识形态。 王夫之称赞董仲舒建议武帝兴太学是“知本”之举，因为王道是要靠贤士来担当的。武帝时 曾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个势头非常迅猛：平帝元始三年诏曰：“立官稷及学官， 郡 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 人”(《平帝纪》)。聚为比乡更为基层的社会单位，而为之兴学，则儒学之传播深广可见一 斑。尤可注意之处是，县、道、邑诸层次上的学校比较正式，其所授受显然具有比较高的 理 论水平，属于学而优则仕的养士的学校；乡聚之庠序却仅置“始于爱亲，终于哀戚”的《孝 经》 师，则可知其目的显然不在培养以经纶纲纪为务的士大夫，而仅只是对闾阎之民进行基本的 礼教训练，以维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日常伦理意识和关系。汉儒认为孔子志在《春秋》， 行 在《孝经》，帝王自然也明白二者之间的关系。《礼记·乡饮酒义》谓：“君子之 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悌之行立矣。”孝，不 只是家庭内的父子关系，亦指聚邑之内长幼老少之间的秩序等级。《礼记》在汉代编定广为 流行，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孟子曾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帝王自然要在一定范围内培植这种文化秩序以求得 政治秩序的稳固。 士族或所谓儒宗地主的发生与发展前文已有所交代。这种新的社会组织纽结的确立，为儒学 在 社会中生根提供了沃土，庄园显然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内部结构。崔 C85C 《四民月令》 有详细叙述。反过来又促进了“上顺公法，下顺人情”的循吏的形成。前汉 像韩 延寿那样尚礼义教化的官吏屈指可数，而东汉以后，载诸史籍的官吏中，不以儒术缘饰吏事 者 则反而十分罕见。居吏职而务教化者不只是太守二千石，还有数量显然更大的众多令、守和 亭长之类的基层临民之官。他们务教化并不只是因宗法社会的治理对象迫使其做出的选择， 而是儒学思想导引下，对三代王道之治的自觉追求。比较著名的即有寇恂、贾复、伏湛、鲁 恭、杨仁、刘宽、杜林、杜诗、张湛、张霸、鲍昱、欧阳歙、伏恭、曹褒、胜抚、刘平、刘 梁、宋 均、荀淑、韩韶、钟皓、钟离意等。从本传看，他们均属“儒学素业”、“为诸生”或“ 受某某经”的儒学之士，壮之所行即幼之所学。前汉哀帝丞相王嘉所说“教化行而治功立”(见《汉书·王嘉传》)真正成为了他们的共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