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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洛受命传说与谶纬 由谶纬的话题必然要引出与之紧密相关的河洛受命传说，它在先秦迄汉代是传播较广又备受人们关注的传说主题。从前文的分析来看，西周末直至秦汉之际的衰乱积弊，应是河图、洛书传说产生传衍的社会根源。从春秋战国直至汉代，河图、洛书作为一较有影响的传说长期行世，后发展为汉代关于圣王河洛受命的新天命说模式。它具有政治乃至文化上的重要影响意义，在汉代的学术思想中备受关注。为便于分析，现仅据截至汉初的文献记载所见，搜寻其例于下：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⑧ 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墨子·非攻下》） 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管子·小匡》）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 老子曰：至德之世……河出图，洛出书。（《文子·道德》） 姬氏之兴，河出绿图。……殷灭，周人受之，河出圆图也。（《随巢子》）⑨ 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吕氏春秋·观表》） 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礼记·礼运》） 圣人有国……洛出服（符），河出图。（《大戴礼记·诰志》） 河出图，洛出书，因是之道，寄天地之间，岂非古之所谓得道者哉！（《新语·慎微》） 古者至德之世，……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淮南子·俶真》） 大哉关雎之道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韩诗外传》卷五） 臣闻五帝神圣，……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汉书·晁错传》） 在先秦及汉初的记载中，能较多见到“河出图，洛出书”这类陈述，并无进一步的解释，但若联系其上下文，可以发现河图、洛书与圣人明王、至德盛世或诸种祥瑞灵异之物相关，因此大致可以断定它是圣王或至德盛世降临前后的一种征兆瑞应。此后大约在西汉中后期，河图洛书传说引起汉儒的关注，并给出自己的解释。宋蔡元定指出：“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赐禹。”⑩他指出河图、洛书与伏羲、大禹的关系，乃由汉孔安国等人最初明确指示。按： 河图，八卦是也。（《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11) 河图，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尚书·顾命》孔传） 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尚书·洪范》孔传） 《汉书·五行志上》：“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即认为《河图》乃伏羲八卦，《洛书》为禹治水所赐洪范九畴，《五行志》并指《尚书·洪范》所述九畴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汉儒所言不知何据，但这却是汉儒关于河图洛书的明确看法。汉儒又根据自己的这种理解，构筑起以其所谓河图洛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思想体系，《汉书·五行志上》：“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今文学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主导，比傅演说《春秋》灾异及《洪范》征应而成所谓天人之学。虽然今文阴阳五行之学的开创者为董仲舒，但刘向、歆父子则继起为中坚，二人俱治《春秋》及《洪范》五行。《汉书·五行志》集汉代今文学五行说大成，其中载刘向、歆父子推演灾异一百八十二事，言论二百二十六则，为《五行志》所载董仲舒、夏侯胜、京房诸人所不及，可见刘歆本为今文学者(12)。虽然刘歆本为今文经学家，但后来因表彰研治古文诸经而在学术上有所转变，乃至在学术史上主要被视为古文经学家。按《汉书·五行志》所言，汉儒关于河图洛书内涵的阐释，主要由刘歆作出，因而刘歆对汉代今文阴阳五行体系的构筑，其功实为董仲舒之后第一人。他利用先秦以来“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并通过自己的诠释，使蕴蓄于河图洛书内的天人感应式受命理论被发扬出来，由是汉儒融合《周易》阴阳、《洪范》五行及《春秋》灾异为一炉，构筑起今文阴阳五行化的所谓天人之学。同样受其启发，谶纬河洛之学转而大盛。河图洛书本是圣人受命的天降瑞应，它同时必然包含天下太平、世道清明的内涵，这原本是长期以来衰世之中人们的期盼。经刘歆之徒的推阐，不仅使河图洛书具有了明确的意义内涵，更重要的是它为谶纬之中的圣王受命提供了模式化的基本依据。此外孔子也顺理成章地跻身河洛圣王受命的行列，这是今文经学与谶纬结合的最大成果。可以说，河洛受命说既是春秋战国以来广为传播的一则神话，又是期盼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则原始预言。同时，它也为丰富汉代的经学思想内容，提供了可资取用的材料。 关于谶纬文献的形成演变，陈槃早就指出，《河图》、《洛书》之出在先，由《河图》、《洛书》更滋生《易》、《书》、《诗》、《礼》、《春秋》等纬书。后有学者沿此思路进一步明确指出，谶纬文献按出现的时间划分，可分为《河图》、《洛书》和“七经纬”。《河》、《洛》为出现于秦汉之间的早期谶纬文献形式，其中儒家思想的色彩淡薄。“七经纬”则晚于《河》、《洛》，产生于西汉五经被确立为官学之后，是以经学附庸的面貌出现的谶纬文献形式(13)。这种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反映了谶纬文献形成的先后次第，值得参考。还应指出的是，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直接与刘歆对河图、洛书意义内涵的明确阐发相关，是刘歆的启发极大地推动了谶纬文献《河图》、《洛书》的形成。如果再追溯其源，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广为流传的河洛受命神话，充分反映了衰世之中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的一种期盼，那么，从此角度而言，河洛受命传说乃是为满足人们期盼而被世人制造出来的一个预言，而这正是所谓的“谶”。因此，若溯及汉代谶纬的起源原因，理应考察其前较早流传的相关谶语预言形式。 三、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 与谶纬的兴起及其思想内容相关，还有两个话题必须涉及，这就是圣人受命之期与太平理想两个话题。其实此二者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在酝酿播衍之中。 前文的论述指出，在河洛受命传说中，本来包含着人们对受命圣王与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期望。其实自春秋战国以来，在河洛受命传说之外，其他形式的预言中也出现过有关圣王与太平的主题。《史记·周本纪》载周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这在当时应是一个较有名的预言，是以在《秦本纪》、《封禅书》及《老子传》中又先后出现过，所言年数小有出入，如“十七岁”又作“七十七岁”、“七十岁”等稍异，但五百年大数都相同。这应该反映出人们期望有霸王者出世，结束诸侯纷争的乱局，使天下太平。稍后《孟子·公孙丑下》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下》又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所言已由圣王代替了太史儋所言霸王，自是儒家本色。考太史儋年世应略早于孟子，又为周室太史，其影响必大于孟子，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当承自太史儋。此预言影响及于后世，《大戴礼记·礼察》：“汤武能广大其德，久长其后，行五百岁而不失”，是以五百岁为历史运行盛衰的一个周期大数。故司马迁绍述之以自期：“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预言五百年的圣人大数又影响及于谶纬之内，如《尚书考灵曜》：“五百载，圣纪符，四千五百六十岁，精及天数，握命人起，河出图，圣受思。”(14)而且谶纬中进一步总结出圣人受命之“期”，或曰“期运”，如《论语譔考》：“河图将来，告帝以期。”(15)《春秋说题辞》：“《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推期运，明受命之际。”(16)这实际上是使圣人受命之期的预言抽象化为一般的律则，于是有此“期”或“期运”之说。 除孟子关于圣人五百年兴起的预言外，战国末邹衍则进一步抽象出五德终始循环论，即帝王之兴按五行相克的循环周期相代。值得注意的是，五德终始说中的帝王相代，必伴随有符应，所谓“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应同》），如周文王时得火德，故“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吕氏春秋·应同》），按此帝王将兴伴有的祥瑞，与河图、洛书作为圣人受命祥瑞，其性质相当，而且文王赤乌丹书之样亦见于纬书《尚书帝命验》、《尚书中侯》、《尚书中侯我应》等。 河洛受命圣王乃谶纬的一个主题，如从谶纬体系的性质结构而言，加上汉武尊儒的原因，又以孔子的圣人受命传说最为重要。儒家推尊孔子，如果从记载上追溯，记载列国大事的《左传》一书中，于昭公七年、哀公十四年及十六年，分别记载了孔子为圣人之后、西狩获麟及孔子卒三事，这是在史传经典上儒家开始对孔子尊奉有加。孔子圣人之后说在《论语》、《孟子》中发展为直称孔子本身为圣人。《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明谓获麟乃孔子圣人的瑞应，孔子亦由此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顺着《公羊传》的理路，进一步肯定获麟乃孔子圣瑞，并把“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说成孔子获麟之叹，孔子为此作《春秋》自见于后世。谶纬以这些记载为根据，再加以推衍，于是使孔子跻身河洛受命圣王之列，并且成为谶纬的制作者、阐释者及为汉帝制法的玄圣素王。 汉代谶纬中被神化的孔子圣人形象，其实在汉初以来的儒家著作中已可见其端绪。如《新语·明诫》：“圣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录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设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言御占图历之变，下衰（哀）风化之失，以匡衰盛，纪物定世，后无不可行之政，无不可治之民，故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观天之化，推演万世之类。”察其所引《易》文字同今本有异，最大差异乃“天出善道，圣人得之”，今《系辞上》作：“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处引《易》乃配合整段文字表达对圣人的期盼推崇。这里的圣人不仅可以“平四海”、“一风俗”、“纪物定世”，而且还可以占图纬星历，知阴阳变化，“推演万事之类”，故如此圣人不仅是春秋战国以来久已期盼的受命圣人，而且又接近于谶纬中被神化的受命圣人形象。《新语·本行》则谓孔子“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按纪图录，以知性命”，王利器解曰：“图录谓谶纬，然则谶纬之道，汉初人即谓其托始于孔子。”(17)即孔子已被视为谶纬的制作者与阐释者。继陆贾之后，董仲舒极称孔子，推之为“素王”（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认识都被谶纬所吸纳，并进一步作出自己的发展，即谶纬发挥儒家尊孔之义，侪孔子于古今帝王受命之列，并视孔子为古今圣王受命之集大成性代表，这是谶纬为推尊儒学而神化孔子所作出的最大贡献。究其由来，乃儒家利用了“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又相继加以推阐、引导，使长期以来有关圣王、太平的理想与崇儒尊孔之义结合起来，并在谶纬体系中发挥完成，亦从而为河洛传说作出最终总结。 出现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太平理想，反映了人们摆脱世乱和期望太平盛世降临的一种渴求。查太平说在公羊家的思想理论中最有影响。《公羊传》有所谓“三世”，即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何休则分《春秋》十二公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世。按《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是传文见“乱世”之明文，何休《解诂》所谓衰乱、升平、太平之说并非出《公羊传》本文，殆出于京房太平、升平、霸世所谓三世说(18)。查“太平”确为公羊家旧说，不始于何休，董仲舒已言，《春秋繁露·王道》：“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19)又如《汉书·儒林传》中公孙弘亦谓武帝已致“太平之原”。公羊家之外，汉代经师亦多言太平，如《诗·小雅·南有嘉鱼序》言“太平君子至诚”，《诗·小雅·南山有台序》言“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刘歆、郑玄为表彰《周官》，俱说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20)。如从汉代经师再往前溯，战国以来诸子多言太平者，如《尸子·仁意》：“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烛于玉烛，息于永风，食于膏火，饮于醴泉。”是太平之世有诸种祥瑞。《庄子·天道》谓：“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是乃道家对太平的极度推崇。《吕氏春秋·大乐》：“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此相当于儒家治致太平乃制礼作乐之说。儒家已把太平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所以太平不仅仅为公羊家旧说，《大学》已结合道德修为修齐治平之说，把天下平视为儒者向往的最高境界，《孟子·尽心下》则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这应是儒家理想对世道追求的一种回应。其他如《淮南子》的《俶真》、《泰族》等亦论及太平。太平理想在汉人中议论最多，如《论衡》的《是应》载儒者论太平瑞应，《自然》亦曰：“太平之应，河出图，洛出书。”明确把“河出图，洛出书”说为太平之世的瑞应。“致太平”则成为《太平经》一书的思想出发点(21)。综之，自战国迄汉代，太平理想在诸家思想中传衍颇广，其中较早且又较系统予太平境界以推阐者，可举《韩诗外传》，其书卷三曰： 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人事备手下，天道应乎上。故天不变经，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其寒暑。万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国用。故国有所安，地有所主。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余衍之财有所流。故丰膏不独乐，硗确不独苦。虽遭凶年饥岁，禹汤之水旱，而民无冻饿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转尸，夫是之谓乐。 据此所言，太平之世乃是天人合和，政治清明，百姓众庶各安其生的和平富庶之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关于天地瑞应讲得相对较少，而是注重讲政治人事上的合理举措及其带给社会民生的安宁富足，因此这里所说乃是一幅现实具体的太平盛世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众庶百姓的理想期盼。考战国秦汉之际的太平说，有儒家与阴阳家之别。儒家太平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方案，人事举措，目标在政通人和。阴阳家太平主要是由天地瑞应与四时和气编织而成的天人感应图景，强调的是阴阳和合。后来纬书中所言太平在很大程度上富有阴阳家色彩。上引《韩诗外传》所言显然以儒家为主而吸收了阴阳家思想，并反映了众庶百姓的政治期盼与社会理想。秦汉国家也已把太平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目标，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碣石刻石；“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会稽刻石：“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汉武帝时也招致儒术之士，“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汉书·田蚡传》）。总之，太平至少应是战国以来人们要求摆脱乱世、获得安宁富足生活的理想渴求，也曾作为预言传世，并为谶纬所吸纳，如《易纬通卦验》曾言“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22)，此类用例甚多，不一一列举。 以上论述说明，从春秋战国以来，与河图、洛书预言相伴流行的，还有其他关于圣人受命、太平降临等形式的预言。这些提供了谶纬形成的社会思潮基础，也为之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料。而从刘歆赋予河图、洛书以明确的内涵阐释之后，谶纬之形成应该由此正式启动。此前长期流行的以河图、洛书预言为核心，包括相关如圣人受命、太平盛世等形式的理想、预言，也作为附和因素汇聚在共同的思想体系之内，结胎成型。这是在探讨秦汉之际《河图》、《洛书》早期谶纬形成过程时，应从社会思想及学术文化自身发展方面，特别给予关注的焦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