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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先秦儒墨两家同源，在诸多问题上又有着严重分歧并展开辩论。两家都肯定孝敬父母；墨家直接从“互利互惠”“回报”的向度讲“孝”，儒家则不然；“孝”在墨家是“兼爱”系统中的一环，在儒家则是“仁爱”系统中的一环。墨家批判儒家主张的厚葬久丧对社会生产与人的生活造成损害，浪费资源。儒家则从人的真情实感与人文价值出发，认为在制度上规定守丧的仪节规范，有助于人性、人情的养育与社会风气的淳化。墨家主张“爱无差等”，批判社会不公及爱的不周遍；儒家则主张“爱有差等”，意即爱人爱物总是要从身边做起，推而广之。仁爱是普遍的，仁爱的实行与推广是具体的普遍。“爱有差等”是一种实践性的美德、智慧。墨家对于儒家及其流俗与流弊的批判，对于完善儒家学说适成一种补充。 有关儒墨之同源与分歧，学界多有讨论。本文仅从两家有关“孝”、“丧”的联系与区别，看“仁爱”与“兼爱”的异同。 一、墨儒论“孝”的差异 （一）墨子肯定“孝”，以兼爱讲“孝” 墨子批评王公大人赏罚不当，“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1]从这一批评中，我们可知墨子对“慈孝”、“长弟（悌）”价值的赞同与肯定。 墨子又说：“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2]这是从正面对事亲之“孝”与尊贤之“义”（善之一）的肯定。 在核心篇目《兼爱》三篇的记载中，墨子关于孝道的言论亦比较集中。墨家认为，社会、政治之乱，起于“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3]针对春秋末、战国初期的家国天下的混乱局面，墨子提倡“兼爱”，首先对治的是分封制下的政治关系，即君臣、父子、兄弟关系的“自爱”“不相爱”，亏损对方而自爱、自利。墨子把“慈”“爱”与“利”等同起来，自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知道，“慈”“爱”是不能与“利”打上等号的。这是儒墨之争的一个伏笔。 墨子说：“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乱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者亡有。”[4]墨子认为，如果人人都做到视人之身、家、国犹己之身、家、国，就不会相攻相乱，天下就不会有盗贼，君臣父子都能孝慈。其结论是“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