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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法胜私”、“刑称罪”，严格执法的法制精神。荀子“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刑赏”制度，其指导思想为“庆赏刑罚欲必以信”[3]《王制》，既要求“赏重”、“刑威”，同时又必须“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3]《君子》。如《议兵》说：“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治乱世用重典，这在荀子思想中也有所体现。但必须有个前提，就是“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3]《成相》法制的设计首先必须明确无误，才可以作为民众之表仪，成为言行举止的标尺。而后君主在运行法制的过程中公正严格，“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3]《修身》，不得以个人情感因素干预刑赏制度的客观与公正，定罪量刑以“法”为准绳：“罪祸有律，莫得轻重威不分。”[3]《成相》当然，荀子与法家的执法观念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法家“以法为本”，而荀子出于儒学以德去刑的传统和对“道德之威”的认识，要求“明德慎罚”（同上），以德为先。“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3]《正论》主要是对刑赏制度的设计和运作的公正性、客观性做出的要求，不同于法家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 制度公正的理论基础则是荀子的“正名”思想。《正名》中，荀子要求君王“制名以指实”，名实相符。《正论》中则要求“物”、“称”相应，说“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则“不祥莫大焉”。而要做到“物”不失“称”，就需要礼法制度的保障。荀子对于制度公正的要求就是其正名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他说：“故人无动而可以不与权俱。衡不正，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轻县于俯，而人以为重，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3]《正名》所谓“衡”、“权”，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体系里就是礼、法制度，“正”指的则是礼法制度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荀子由“正名”又引致“明分”，“分”明即可“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3]《君道》荀子对法家法治思想在制度层面上的借鉴和吸纳，主要目的就在于对礼由“正名”、“明分”所规定的“塞私门”、“息私事”的制度公正的进一步维护和确认。制度的公正性将有效地提高人民对于伦常是非的判别能力，同时也可以使民众悚然警惕而“不为非”，并给全社会提供一个统一健康的德性标准和正确的行为导向，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也就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3]《正名》荀子的正名思想强调名实关系要因时因物做出修订，这其中就包含了一种历史进化观。而要有效地保障制度的公正与合理性，也同样要求制度具有“与时偕行”的特性。法家基于历史进化观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应该“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18]《更法》，以及“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15]《心度》等等。荀子则一方面要求“法先王”，在《非十二子》中批评惠施、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不赞成他们一概否定先王、否定礼义的偏颇之见；另一方面荀子也嘲讽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类”，强调在学习先王所制礼义传统的同时有所扬弃。因此，他又提出了“法后王”的主张，说：“欲观圣王之迹，则其粲然者，后王是也”[3]《非相》，在《儒效》里也说：“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在此，“法后王”强调的只是礼、法制度的发展性，“法先王”则是对先王之道统做出合乎时代要求的有选择的继承，两者并无实质冲突。而“法后王”与“法先王”的辩证统一就充分说明了荀子的义政思想对制度正义的追求中“与时谐行”的制度伦理特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