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颢 儒家哲学至宋代，发展为格物致知、学为圣人的“程朱理学”，朱指朱熹，程指“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作为兄长，程颢从小聪明好学，十五六岁时，师从道州(今湖南道县)周敦颐，研经习道，发奋钻研，一生不辍，“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终成一代大儒，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让人惊异的是，程颢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还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员；不仅仅是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州县基层任职多年，心怀天下，政绩卓然。 初出茅庐的断案高手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河南洛阳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程颢参加了当年的丁酉科考试，考取进士，随即被任命为京兆府雩县(今陕西户县)主簿，后又任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南京市)主簿、晋城(今山西晋城市)县令等职。 在宋代，主簿不仅掌管文书、考核、出纳等事务性工作，有时还要负责狱讼官司。程颢刚刚上任，就碰上一件棘手的案子。 某乡民租赁了自己兄长的房子居住，一住就是二十年，一天在宅基地附近劳作时，竟然挖出一坛“瘗钱”(陪葬的钱币)，真是喜从天降。但侄子却说，这笔钱是他父亲当年埋下的，要求物归原主。天降横财，哪能拱手相送？叔叔死活不答应。于是，侄子一纸诉状，将叔叔告到县衙。程颢看过状子，问侄子，你父亲埋这笔钱多久了？答曰四十年。又问，你叔叔租赁宅子多久了？答曰二十年。程颢安排小吏，从挖出的铜钱中挑出十千钱，让侄子过目，然后大声说：“如今官府所铸造的钱，不过五六年就流通天下，而挖出的钱，是你父亲未埋前数十年所铸，皆为古钱，世间岂有选择古钱作为‘瘗钱’埋藏于地下之理！”侄子听后，大惊失色，只得承认自己的妄诉之实。 探索地方管理新方法 程颢调任泽州晋城县令之时，刚刚三十出头。别看他年纪轻轻，做事却思路清晰，决策果断，而且善于创新。他在晋城任职三年，其间所做，不单单是调解纠纷、依法治讼等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他还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探索地方管理的方法上。而这一点，是许多仅仅为积累资历、应付“政务”、谋取升迁的地方官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一是减轻农民负担。当时，晋城老百姓交皇粮，要直接送往边境，以备军需。然而，晋城与边境之间路途遥远，到了催粮之时，家家户户送粮忙，长途跋涉，耗时费力。倘若直接到边境附近购粮交纳，恰逢交粮高峰期，粮价又太贵，往往购粮所费，远远超出实际负担，老百姓怨声载道。为此，程颢推行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动员一些富户、商人，让他们粮价便宜时购粮储存于边境，待交粮之时，再卖给晋城父老，规定只能略有盈利。这样，富户、商人有利可图，而农民既无长途运输的劳顿之苦，也无粮食紧俏时的涨价之忧，负担大大减轻。 二是推行“伍保”之法。程颢按照村民居住远近，编成“伍保”，要求“伍保”之间，“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强扶弱，富帮穷，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孤寡、残疾、流浪者，都责成有能力的亲戚、朋友、乡亲给予照顾，进行救助。于是，乡里之间，奸伪无所容，疾病有所养，风俗大变。 三是大力兴办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程颢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他认为，“乡必有校”，任职期间，他多方奔走，筹集资金，牵头建立乡校72所、社学数十所。他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儿童选择、修订教材，连断句之类的小事，都亲力亲为。晋城内外，好学之风，随之而来，甚至出现了“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的动人图景。 程颢任晋城县令期间，可谓管理有序、负担减轻、事业兴旺、一派繁荣。据《泽州府志》说：“(程颢)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震野。”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提拔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 监察御史是言官，其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纠察百官好说，但规劝皇帝却是门“技术活”。不提吧，职责所在。提吧，皇帝脸上无光，万一生点意见、来点态度，这帽子都说不定难保。所以，很多监察御史履职，或碍于情面，或担心权威，或害怕打击，往往形式重于内容，走走过场，不过让皇帝表现一下纳谏的姿态而已，至于纳不纳、纳什么、怎么纳，不予深究。 程颢任御史，却执拗、较真，他常常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以诲人不倦的态度，絮絮叨叨地在宋神宗面前数落，不厌其烦。问题是他不厌其烦，那些侍从却大厌其烦，有一天午餐时间都过了，程颢还在那里一二三地摆道理，宋神宗饥肠辘辘，又不好明言。侍从便正色对程颢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还没吃午饭呢！程颢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来。 天下事非一家私议 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 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公著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对王安石，真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也对程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十一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声色俱厉，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官帽。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发雷霆了，但见是程颢，所以“安石为之愧屈”。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丝毫没有改变。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见劝说无效，便最后说了一句：“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这倒与当时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长相批评他、以王安石的品格贬低他有所不同，不过程颢这一反对的理由，最终也确实一语成谶。 变法的对错、长短、好坏姑且不论，程颢在变法中的表现的确温柔敦厚，颇见君子之风，无怪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都对他如此尊敬。 心系百姓的签书判官 宋代地方一级的行政区划包括州、府、军、监四种，程颢去的镇宁军，便是其中之一。各地设有知州、通判作为正副长官，签书判官是幕职官，职责是辅助长官处理政务。虽为一介幕府属官，人微言轻，但在面对国家大事和百姓安危之时，程颢依然勇于挑重担，敢作敢为。 当时，内臣程昉受命治理黄河，征用澶州厢兵八百人，夜以继日地赶工。当时正值严冬，大雪不止，寒风刺骨，厢兵们饥寒交迫，不堪忍受，集体逃归澶州。澶州的官员们赶紧磋商，是大开城门让他们回来，还是堵在城外拒绝呢？因为程昉是皇帝派来的治河官，让厢兵进来，无异于同程昉过不去、同治河过不去、同朝廷过不去，如同袒护逃犯一般，是要担政治责任的。因此，拒开城门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有程颢说：“厢兵冒死逃归，拒之门外，必然引发事变。不如开门放入，好生安抚。如果程昉怪罪，我来担责。”征得大家的同意后，程颢赶到城门口，亲自打开城门，与厢兵对话，约定三日后复役，才把他们放归澶州城。三日后，体力和精神得到恢复的八百士卒，果然如期赶赴治河工地。 熙宁四年夏天，澶州连降暴雨，河水猛涨，黄河曹村段堤岸因不够牢固而决堤，农田、村庄眼看就要淹没。紧急情况之下，程颢临危请命，对澶州知州刘涣说：“请让我率人前去抢险，即使用身子去堵，也一定要把它堵住！”刘涣深为感动，立即把澶州城内的厢兵悉数调拨给程颢，还把将印郑重交付于他。有同僚说水势太急，人力去堵，不过是徒劳罢了。但程颢却不为所动，迅速调配堵河物资，携兵火速赶到决口之处，整队训话，激励士卒，派精干而又素知水性的士卒，从堤两边泅水填堵，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奋战，决口终于被堵住。 在镇宁军之后，程颢还任过扶沟(今河南扶沟县)知县、奉议郎、宗正寺丞之类的小官，与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是，他纵然做小官也能做出很多成绩，看他在那些县、州所做的工作，真有一种“若烹小鲜”的自如，丝毫不失其大政治家的智慧、胆识和风范，这是值得许多仍在抱怨怀才不遇者好好学习的。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程颢逝世，终年54岁。他逝世后，宰相文彦博为其题写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个大字。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评价他：“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