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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许止弑君例 与“赵盾弑君”类似的还有另一例，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弑其君买。”对此，《左传》同样记叙了此事经过：许悼公生疟疾。五月戊辰，喝了太子止送上的药，因药力无效而去世，《春秋》因此记载道：许止“杀死他的国君。”《左传》还借“君子”之口道：“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只要忠心事君，即使不进汤药亦可；进奉汤药，则反而易招致弑君嫌疑。《榖梁传》则仍然沿用日月时例解经，认为此处标明具体的“日”是因为：“日弒，正卒也。正卒，则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责止也。止曰：‘我与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与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责而责之也。”《榖梁传》进一步补充了史实，让我们知道许止在其君亡故后，主动承担责任，并让位于其弟，甚至到了“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的地步。因此，《榖梁传》亦即其自责而止，并未深究。 《公羊传》解释道： 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 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其讥子道之不尽奈何？曰：“乐正子春之视疾也。复加一饭则脱然愈，复损一饭则脱然愈；复加一衣则脱然愈，复损一衣则脱然愈。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 在《公羊传》看来，为人子女侍奉亲疾总是希望父母之病能够迅速痊愈，因此，一饭一衣的添减都需要小心翼翼。而许世子因为不懂尝药的重要性，进药而害死了国君，所以《春秋》加“弑”字，表示罪许止事君不周之过。但是因为许世子是无心之过，《春秋》书“葬许悼公”，表示赦免了许世子之罪[27]。《公羊传》将此例说的大义凛然，因此《春秋》书悼公之葬是否乃赦止之意？因为，《春秋》既书许止弑其君买，之后又书许悼公之葬，不合“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之例，这就表示许止“不成于弑”，即无心弑君，因此《春秋》赦免其所涉之罪[28]。假如《春秋》诛讨乱贼乃谨严慎重，名正实严，则必不至于加以弑逆大恶，又从而赦之，如此轻易地自毁原则。诸如此类穿凿害经的传例，在宋代以后饱受批评，显然其来有自，绝非无的放矢[29]。 许世子止进药于父而己不先尝，父饮药以死，由此可知药不可以妄进，进不容于误也。在欧阳修看来，圣人将此事书于《春秋》决非告诫后人许止当先尝药。他说：“许世子止实不尝药，则孔子决不书曰‘弑’，孔子书为弑君，则止决非不尝药”。为此，当难者曰：“圣人借止以垂教尔。”他与人辩道： 不然，夫所谓借止以垂教者，不过欲人之尝药耳。圣人一言明以告人，则万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恶之名，而尝药之事卒不见于文，使后世但知止为弑君，而莫知药之当尝也。教未可垂而已陷大恶矣，圣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责止，不如是之刻也。[30] 圣人用心深刻，决非“难者”所能知晓。虽然也有人认为许止“不讨贼、不尝药，其罪轻于弑君。孔子不应以不讨贼、不尝药之人而加之弑君之罪”，但孙觉对此驳斥道：“止以药弑其父，安知止心不欲弑也。”或者许止本人以只背负“不尝药之名”而侥幸时，孔子却看出其弑君之心，故书“止弑其君矣”。因此，这是常人“不知孔子原心定罪，而罪当其人尔” [31]。对于孙觉猜度许止弑君自立之意，胡安国并不同意，他认为“止无此心”，这从《榖梁传》所叙述的许止自责的言行，以及最终抑郁而终的事实便能看出。许止无此心而被以大恶之名，主要是因为“止不尝药，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这种忽视君父之尊的行为如果不慎重，则会成为“篡弑之萌，坚冰之渐”[32]，而杜绝奸臣贼子杵逆君父的言行，这正是《春秋》原心定罪的本意所在。只要为人臣子“有此心，故加以大恶而不得辞”，所以，《春秋》“书‘许世子止弑君’，乃除恶于微之意也。”[33] 由上述可知，孙觉与胡安国解经的重点在围绕许止该不该先尝药一事，刘敞则从《春秋》书法来为《公羊传》“圆场”： 贼未讨，何以书葬？讨之矣。此未有言讨之者，其曰讨之，何以？止之自讨为讨之，止之自讨，奈何？许悼公疟，太子止进药焉，悼公饮之以卒，止曰：“是我弑吾君也，不立乎其位。”“以与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此止之自讨也，君子以为尽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杀无赦。止弑其君而莫之讨，其谓之尽何？《春秋》原情，止之情以忠信为之也，止之情以忠信为之，则曷为加弑焉尔？古者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许世子止不知世医、不知尝药以陷于大故，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以其义为已讨矣。[34] 刘敞认为弑君之贼已讨，只不过这种讨伐的方式是许止“自讨为讨之”，许止在其父死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直至未逾年而死，这便是其“自讨”。而且，依照《春秋》“原情”的惯例，许止可以算作忠信之人了。既然如此，《春秋》还是要加弑君之罪于许止，就是责备“许世子止不知世医、不知尝药以陷于大故”，所以《春秋》先加“弑”于许止，又书“葬许悼公”以赦其罪。 叶梦得依然循着赵盾弑君的思路来直接探究许止之“志”：“止非弑而言弑……是以因其志而正之也。”虽然许止没有实弑君，但《春秋》为正其“志”而书“弑”，何以知之？许止自言“与夫弑者”，即实际参与了弑君，因此，《春秋》“从而加之弑者，使天下后世知有如止者，亦不敢自逃乎弑，故曰所以劝也。此悼公所以得葬于后，如是而为人子之道尽矣。故以许止一见法焉。”[35]这即是《春秋》所谓“弑君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即是弑君之贼侥幸未遇到讨伐之人，也不敢“自逃乎弑”，这是《春秋》尊君之大法。 小结 原事与逆志：求情责实的尴尬 宋代《春秋》学虽屡遭后儒冠以“驰骋议论”、“己意解经”的罪名，但其经解中仍然对前代《春秋》解经方法有所继承，本节所论之“求情责实”、“原心定罪”即为其中解经原则之一。而且，本节所选两个“弑君”实例，都是为了“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36]。三传“君子”为了维护“臣节”而载述赵盾、许止“弑君”之事，使二人皆“蒙冤”。此后，三传又能解释二人非实弑君又“赦而不诛”。宋儒在解经过程中也注重从形之于外的事件，来分析人内在的思想意念，从而产生所谓“志邪者不待成”、“本直者其论轻”的两种结论。“志”和“本”都是指称人的心思而言，人由心志意念而发诸行为事迹，故心志可以说是行事之“本”，所以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平心而论，“求情责实”、“原心定罪”的解经原则确实具有其合理性。这如同现代人判案一般，去考察别人的作案动机，以此来酌量刑罪。“由此看来，‘原心’的完整含义包括对大义的维护，也包括对当事者动机的体谅，要在‘大义’和个人动机之间寻找某种程度的平衡。”[37]以本节所举之赵盾、许止弑君二事言之，宋儒对许止尚有赦免之辞，而对赵盾几乎无一予以宽恕。大多数宋儒所依据的，正是许止初无弑君之意，事变发生后自责至死；而赵盾则于逃逸后君被弑，君被弑后重回执政等史实。因此，在上述诸多议论中，“原情定罪”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但同时，“《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38]，是说《春秋》褒贬是非重视推原其“志”，然而，心志无形，难以凭空捉摸，如何才能“原其志”呢？即使如苏舆所认为的“事之委曲未悉，则志不可得而见，故《春秋》贵志，必先本事。”苏舆主张“事之委曲”，无非就是寻绎人物的行为之迹，详悉其原委。但这样就一定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吗？即使从许止进药一事也可看出，事件虽只有一个，不同的分析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如孙觉猜度许止弑君自立之意，胡安国认为这是《春秋》提醒人君警觉“篡弑之萌，坚冰之渐”，而杜绝奸臣贼子杵逆君父的言行，刘敞则为《公羊传》“圆场”，吕祖谦则认为许止并非“为法受恶”[39] ，如此众口异辞，可见即使众人所本之事、情为一，最后得出的“实”、“罪”仍然有较大差异。可见，宋儒为了维护“《春秋》大义”的绝对性，却使得解经过程中“原心”之法产生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前人所重视的《春秋》“决狱”之法[40]，并非完美无缺，而宋儒用之无疑，在解经中便不可避免地流于主观随意性，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以己之好恶“原”事之“委曲”，进而褒贬诛赦[41]。这正如《盐铁论·刑德》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