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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朝廷组织力量，对历史遗留下来的经和经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校勘。据载，宋太宗端拱时，诏令国子监镂版孔颖达《五经正义》，以扩大发行面。要镂版发行，首先必须校勘。据《玉海》载，当时参与校勘工作的经学家，《易》、《书》有孔维、李说等人；《春秋》有孔维、王炳、邵世隆等人；《诗》有孔维、李觉、毕道升等人；《礼记》有胡迪、纪自成、李至等人。淳化五年，李至上言：“《五经》书疏已版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ｓｈì＠②、崔ｗò＠③ｑｕáｎ＠④皆励精强学，精通经义，望令重加校雠，以备刊刻。”（注：《宋史·李至传》。）李至的建议获得恩准。于是，校勘工作扩大了范围，由五经扩大到十二经。又载，真宗咸平元年，学究刘可名指出诸经版本多有舛误，比如，《尚书》正义就有多处差误，于是真宗便命崔颐正详校，后来孙ｓｈì＠②便改正了94字之多。咸平二年，真宗令邢＠①总领校勘之事，叫舒雅、李维、李慕清、王涣、刘士元从中帮助，使《五经正义》的镂版质量又提高了一步。各经经过校勘而后雕刻颁行，舛误自比唐以前仅靠传钞为少，这对经和经学的流布自有重大意义。而宋代版本为后世所宝贵，其重要原因也在于它经过校勘。 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在刊本中出现了疏附于经注的新问题。卢文绍说：“唐人之为义疏也，本单行不与经注合。故单行经注，唐以后尚多善本。自宋以后附疏于注，而所附之经注，非必孔贾诸人所据之本也，则两相龃龉矣。南宋后，又附《经典释文》于注疏间，而陈氏所据之经注，又非孔贾诸人所据也，则龃龉更多矣。浅人则比而同之，则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尽以滋其龃龉启人考核者。故注疏释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钱大昕也说：“唐人撰九经疏，本与注别行，故其分卷亦不与经注同。自宋以后，刊本合注疏为一，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从注疏别行到注疏合一，有利也有弊。所谓“利”，就是有利于阅读，有利于作为整体的流传。所谓“弊”，就是所据版本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注和疏矛盾打架的现象，这实际给后世增加了校雠的难度。这是治经学史者不可不知的存案。 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推广，宋代学校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考史，宋初三朝，学校教育一片萧条，教育规模、生员数量等方面甚至还比不上五代十国。例如，后唐国子生有200人， 而宋初在后周普利禅院基础上建起的中央唯一的学校，生员也不过70人。地方教育更加衰败，仍保有公立学校的州县屈指可数。公私书院不超过10所，而且往往时办时停。宋初教育不发展，导源于五代十国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乱。但跟当时经书的缺乏也有密切的联系。自镂版印刷发明推广后，经籍数量越来越多。真宗以后，朝廷为鼓励地方办学，往往以一套经籍授之。例如，真宗咸平四年六月，朝廷便给全国每所州县学校颁赐一套九经。朝廷能够颁赐，表明朝廷掌握的经籍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流传到私人手中的经籍也逐渐多了起来。邢＠①说“士庶家皆有之”，说明经籍确实逐渐普及。有了足够的经籍，也就必然导致地方以至私家教育的发展。史载到仁宗庆历年间，“州郡不置学者鲜矣”，（注：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可知州郡办学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宋初经学的守旧特征与邢＠①经学的二重色泽 宋代经学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前期与中后期相较，存在着迥然不同的情况。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注：王应麟：《困学纪闻》。）陆游和王应麟意见一致，均认为宋代经学应以庆历划线：之前，以守旧为主；之后，发明经旨，别开生面。这种划线，为历代经学研究者所首肯。比如，皮锡瑞在他的《经学历史》中，就以“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十六个字对宋初经学作了扼要概括。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举了一个例子：“景德二年，亲试举人，得进士李迪等二百四十余人。……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这个例子，说明了宋初经学一仍唐代官学之旧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朝廷的有力导向，士子失去“准的”的放荡对朝廷建立统治思想毕竟不利。 众所周知，唐太宗时，为了巩固政治统一，诏名儒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以后又逐渐扩大为《九经正义》。“正义”的提法体现了朝廷的价值取向。在意识形态领域，它无疑具有神圣性和约束力，它成了经学中判断是非的准绳，谁超越钦定的“正义”，谁就会被目为异端邪说。但是，自中唐以后，情况有了明显变化。随着封建经济基础的变动，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传统的注疏之学已不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变革的呼声。不过，这种变革实践，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守旧型的变革，它以韩愈为代表；一种是革新型的变革，它以刘知几、柳宗元等为代表，并以疑古惑经为帜志。两种倾向相互激荡，有时也相互攻讦，一直到李唐王朝的覆灭和五代十国的嬗替。 赵匡胤上台后，面临着重建统治思想的任务。宋初的几个皇帝，不同程度都推行崇儒重教的政策。他们对中唐以来变革经学的呼声，是非之间，也存在自己判断的标准。他们对经由韩愈、李翱整顿鼓吹的孔孟道统问题十分重视。他们组织力量，在校勘《五经正义》的同时，又对《论语》、《孝经》疏解。但由于建政不久，百废待兴，还来不及更大规模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他们考虑的，首先还是继承问题，即继承流传已久的唐代的经学，继承唐代已经颁行、已经成为定式的《五经正义》和《九经正义》。孙复曾说：“国家以王弼、韩康伯之《易》、《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宁之《春秋》，毛苌、郑康成之《诗》，孔安国之《尚书》，镂版藏于太学，颁于天下。”这里所说，就是指宋初对唐代继承的情况。唐代经学，教本是现成的。唐代的明经取士，也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局。想要在建政之初，控制知识分子以至整个社会的思想，除了继承历史传统外，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就是“宋初经学，犹是唐学”（注：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的历史根由。 宋初三朝经学家，论其地位和作用，首推邢＠①。邢＠①，字叔明，曹州济阴人。生于公元932年，卒于1010年。 据《宋史·儒林传》本传载：“太平兴国初，举五经，廷试日，召升殿讲《师》、《比》二卦，又问以群经发题。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经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赐钱二十万。”不久，召为国子监臣，专讲学之任。后迁尚书博士，出知仪州。接着，又被选为诸王府侍讲。真宗咸平元年，任国子祭酒。咸平二年，朝廷始置翰林侍读学士，邢＠①首当其选。“受诏与杜镐、舒雅、孙ｓｈì＠②、李慕清、崔ｗò＠③ｑｕáｎ＠④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后升为工部侍郎，仍兼国子祭酒、侍讲学士，并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要职。著有《论语正义》、《尔雅义疏》、《孝经正义》等经学著作。 邢＠①在经学史上是有地位的。他做了三件大事：一、在东宫及内廷，为最高统治者讲述《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解答他们围绕经和经学而提出的各种问题。二、与杜镐、舒雅、孙ｓｈì＠②、李慕清、崔ｗò＠③ｑｕáｎ＠④等经学家一道，共同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以及《论语》、《孝经》、《尔雅》等义疏，付之镂版，刊定发行。三、为《论语》、《孝经》、《尔雅》改定旧疏，对提高这三部书的历史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邢＠①的经学无疑具有浓重的守旧色彩。但又不完全是守旧型的。他对汉唐经学也有改造。是唐代经学向宋代理学转换的过渡性人物，其思想也具有守旧与创新的二重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