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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丢弃自己不是意谓去掉前理解，而是希望让经典（或所欲理解的一种传统）本身的世界能充分展露出来。这样理解才不致流为解释者自己期待的意义（own expectations of meaning）。而借着丢弃自己、倾听经典，解释者遂得以更清楚地反照自己的前理解与当下的处境，以进而谋求与经典作视域的融合。如此方是实现了「自我置入」（transposing ourselves）经典的意义。[62] 关于朱子的虚心及莫先立己意的主张，下节还续有详细的分疏，暂且不多说。 最后，让我们考查一下朱子对他自己解经的立场或曰前理解的认识来结束本节的讨论。从前引朱子谓为己理会必先于文字理会的话看，朱子已意识到某一先于解经活动的前理解的存在并予以正面的肯定应毋庸置辩。但这里紧接着的问题是：其肯定的理据何在？换一种说法，朱子对前理解所涵蕴的理论问题是否有足够的省察与关注？必须知道，哲学诠释学通过前理解来揭示理解本身的历史性，其表露的慧解及由之超越浪漫主义诠释学的地方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重新衡定「时间距离」（temporal distance）的诠释学意义，二是批判对文本的「原意」或曰「本意」（original meaning）的追求。首先，时间距离在古典诠释学中向被目为妨碍解释者达至正确理解的祸首。所以解释者的任务乃是要掌握客观科学的方法如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提倡的文法解释、心理解释等来遥契文本意义于千百年之上；而诠释学就是一门研究这些方法的学科。但哲学诠释学却彻底扭转了这一看法。加达默指出正是由于时间距离造成了解释者与文本之间一种既熟悉且陌生的对立，解释者才会产生向文本追问探索的意欲。易言之，时间距离其实是理解底动力所在。尤有进者，时间距离对理解还可以产生消极与积极两面的效用。消极方面，时间距离可以拉开解释者与理解的对象，因为距离我们太近的对象，我们往往难以对它作恰当的把握；唯有经过时间的过滤作用，对象底真义才能更充分显露出来。积极方面，则解释者对时间距离的警觉实可激发他更认真地去照察自身的前理解以及聆听对象的倾诉以谋求达至彼此之间真正的对话与融合。正因如此，对时间距离的认识不但不会导致解释者随意以今绳古，相反，它「能把我们得以进行理解的真前见（die wahre Vorurteile）与我们由之而产生误解的假前见（die falsche Vorurteile）区分开来。」[63] 至于对文本原意的追求，依哲学诠释学的观点，亦是昧于理解活动的本性所致。盖理解的本性乃一主客交融的过程，所谓文本的意义是在解释者与文本进行对话时才释放出来的。加上解释者绝非从一片空白的状态出发，而是必然地带着由他的前理解所形成的视野来进入文本。结果文本的意义根本不在于甚么客观的原意，理解现象的真相也不是对原意的复制而是多元的创造。[64] 一种流行的对放弃原意说的误解是：理解因此陷入任何解释均可成立（anything goes）的主观相对的困境。然而事实却是，哲学诠释学依然重视凭借文本自身的约束性与及在解释过程中努力追求所有细节与整体间的一致和谐来守护解释的客观性和恰当性。[65] 其实，讲求文本的规范作用与恰当理解必须达至意义的融贯是持原意说的学者如贝谛（Emilio Betti）及赫舒（E. D. Hirsch）等也主张的，只是他们除此以外仍坚持有一原意作为解释的最后判准。但问题是他们似乎始终无法回答原意究竟如何可知？[66] 总之，哲学诠释学批判原意说的理论后果绝不是把理解变成主观任意的，而是把过去那种唯一、正确与完善的理解的观念修正为多元、恰当的。[67] 回到朱子，上述哲学诠释学对有关理解的各层次问题的反省，不可否认地在朱子身上都找不到多少近似的痕迹。朱子对他预取的解经立场的认识与肯定，显然不是靠理解「理解」而来的，而是建立在理学家对永恒普遍的天道性命的信念上。朱子之所以理直气壮地认为应该从切己工夫的角度来读经，完全是因为相信这是自家道德性命的觉醒、要求与肯断，并且此一肯断最终会在圣人的文字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印可。职是之故，时间距离之于朱子与其说是需费大气力来缝合的鸿沟，毋宁说是一不难跳越的间隙，关键只在于识者能否于变易的历史中掌握到那不易和易简的道理。这也就是说，朱子并没有充分自觉到自己解经的视域乃系其历史性的表现，反而让自身的历史性隐没在普遍性的光环中。而朱子的文字里经常提及的经书的本意也应该从这角度来看才能获得相应恰当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