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同前注,页3215。 [54] 同注6,页152。 [55] 同前注。 [56] 同注1,卷72〈张无垢中庸解〉,页3781。 [57] 参看同注15,pp.277-290. [58] 参看同前注,p.293. [59] 换一个角度看,「前理解」的揭示实透露出理解本身的历史性(historicity),这也即是人本身的历史性。毫无疑问,人永远是活在历史之中而不能站在历史之外,人当下使用的种种如语言、观念等实无不打下了传统的印记。但这绝不表示人是完全受制于传统,此盖传统反过来亦正是在人的参与理解中不断流传发展下去。于此加达默乃进一步提出「效果历史」(history of effect)的观念,详细的分析参看同前注,pp.300-307. [60] 同注6,卷8〈总论为学之方〉,页139。 [61] 见同注15,pp.304-305. 中译引自同注15,页391。 [62] 加达默有一段话十分扼要地说明这点:「『视域』这一概念本身就表示了这一点,因为它表达了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的卓越的宽广视野。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一个真正的历史意识总是一起看到自己的现在,而且是这样地去看自己的现在,以致它看自己就如同看待处于正确关系群中的历史性的他者一样。毫无疑问,历史意识为了获得历史视域,需要一种特别的努力。我们总是在希望和恐惧中被最接近我们的东西所影响,并且在这一种影响中去接触过去的见证。因此,反对轻率地把过去看成是我们自己的意义期待(Sinnerwartungen),乃是一项经常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这样地倾听流传物,好像它能使自己的别的意义成为我们可听见的。」同前注,p.305. 中译引自同前注,页391-392。 [63] 参看同前注,pp.291-300. 中译引自同前注,页383,此中「前见」即「前理解」。 [64] 这里必须补充一点,即哲学诠释学解放原意说的另一武器乃是通过对语言的反省。简略地说,即是指出语言的丰富性总是溢出其作为一套表情达意的符号系统的规范性用法之外。加达默尝称之为认言的个性化使用。而语言正是在这两种用法的张力间展露其丰富的创造力。落在理解的过程上,我们不难想象语言的两种使用在作者、作者使用的文字、文本、解释者、解释者使用的文字与文本解读之间会构成何等多重微妙复杂的辩证关系,而所谓客观原意的追求岂不会是一种幻想。参看同前注,Part III部分的讨论。另可参看Hans Georg Gadamer, “ Semantics and Hermeneutics”, trans. P. Christopher Smith,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 ed. David E. Li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82-104. [65] 参看同注15,p.291. 另参看Paul Ricoeur,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 Forth Worth: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94. [66] 参看Emilio Betti, “ Hermeneutics as the General Methodology of the Geisteswissenchaften” in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 From Ast to Ricoeur, ed. By Gayle L. Ormiston & Alan D. Schrift(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 pp.159-197. 另E. D. 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67] 参看同注15,p.291. [68] 见余英时,〈「明明直照吾家路」〉,同注5,页250-252。 [69] 关于加达默的哲学诠释学仍具有方法论意涵的澄清,可参看刘昌元,〈哲学解释学、方法论与方法〉,《社会理论学报》1:2(1998),页207-227。 [70] 余先生在〈怎择读中国书〉一文中写道:「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同注5,页264。 [71] 参看同注2,《经学史》,页156。 [72] 同注1,卷53〈答刘季章〉二三书之第十书,页2640。 [73] 同注6,卷46〈季氏篇〉,页1176。 [74] 同前注,卷67〈纲领下〉,页1678。 [75] 同注1,卷53〈答刘季章〉二三书之第七书云:「熹则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无足深计。但恨为学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随分发明圣贤遗意,垂示后来者,笔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页2638。 [76] 同注6,卷30〈雍也篇一〉,页764。 [77] 同前注,卷76〈系辞下〉,页1941-1942。 [78] 参看同注66。 [79] 参看同注50引《语类》卷104〈自论为学工夫〉的一段文字。 [80] 同注6,卷9〈论知行〉,页159。 [81] 同前注,页156。 [82] 同前注,页162。 [83] 同注1,卷42〈答石子重〉十二书之第一书,页1977。 [84] 同注6,页191-192。 [85] 清‧潘衍桐《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叙〉云:「朱子《论语训蒙口义》叙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语类》云:『某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又〈与吕伯恭书〉云:『不读《说文》,训诂易谬』。〈答黄直卿书〉云:『近日看得后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朱子解经教人,厥初如此。世儒谓朱子不明训诂,谬加诋词,与夫空疏浅率之流,空谈性理,未知为学之伦类,皆失之也。窃谓朱子生平著书致多,而《论语集注》尤为精粹。因命诂经精舍诸生寻绎此书,详考义所从出,编采旧注及群经子史注,以着来历,明非朱子所自造。」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57册影印清浙江书局刻本。 [86] 大槻信良,《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台北:学生书局,1975)。 [87] 参看钱穆,《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1971),第五册中有关部分。 [88] 参看同注2,《经学史》,页166-167。 [89] 同注6,卷11〈读书法下〉,页177。 [90] 同前注,页2790。 [91] 参看同注3,Hermeneutics, p.99. [92] 同注6,卷10〈读书法上〉,页167。 [93] 同前注,页173。 [94] 同前注,卷11〈读书法下〉,页177。 [95] 同前注,卷10〈读书法上〉,页162。 [96] 参看同注2,《经学史》,页262。 [97] 同注6,卷11〈读书法下〉,页196。 [98] 同前注,页195。 [99] 参看同注2,《经学史》,页141-142。 [100] 宋‧陈亮,《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20〈又乙巳春书之二〉,页289。 [101] 同注1,卷36〈答陈同甫〉十三书之第六书,页159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