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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7页。 [③]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9页。 [④] 同上书，第5-7、8页。 [⑤] 同上书，第117、118、183页。 [⑥] 余先生对这种反驳的回应，参见同上书的“附论三篇”。 [⑦] 参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10月号。 [⑧] 参见拙文《“知人则哲”：中国哲学的特色》，载《哲学动态》2004年第5期。 [⑨]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882页。 [⑩] 关于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参见拙文《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 [11] 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论整饬吏治的必要：“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 [12] 朱熹曾评论说：“范文正杰出之才。”“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13] 《范文正公集》苏轼《序》云：“庆历三年，轼始緫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塟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王安石在范仲淹死后作《祭范颍州文》，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临川文集》卷八十五）。 [14] 程颐《上仁宗皇帝书》中有“父珦又蒙延赏，今为国子博士”。蔡方鹿据此认为该书作于“皇祐二年恐是嘉祐二年之误”，参见《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按，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说，庆历新政“后十余年，先生（胡瑗）始来居太学”。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是在庆历新政的十三年之后，程颐上书“不报”即闲游太学，此时胡瑗主持之。 [15] 王夫之亦论及宋仁宗的“无定志”，他说：“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宋论》卷四《仁宗十二》）二程正有鉴于此，故提出以“君志先定”为治道之本。王夫之则反是，认为此时应“持之以静正，养之以和平，需之以从容……奉祖宗之成宪以折其狂兴，息搏击之锋铓以杜其反噬，犹庶乎其有定也”。他针对由庆历新政引起的政争而评论说：“人知熙、丰以后，议论繁兴，毒痡四海，激盗贼，召夷狄；亦恶知滥觞之始，早在仁宗之世乎？”（同上） [1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总序，第3页。 [17] 同上书，第210页。按，朱熹此说当本于欧阳修的《范公神道碑铭并序》：“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南宋理宗时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宋元学案·序录》亦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在北宋以后的士大夫中，可能只有王夫之对范仲淹有苛刻的批评：“（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簷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倖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宋论》卷四《仁宗九》） [1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10、230页。 [19] 同上书，第184、189页。 [20]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 [21]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说之二“道学、道统与政治文化”，第7-35页。 [22] 蔡上翔指出：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不少议论早已先发之于范仲淹所条陈的“十事”之中（《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存是楼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余英时先生说，此看法“自然是正确的”。见《朱熹的历史世界》第196页。 [23]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1页。 [24] 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告诫仁宗：“用人之议，不以远大为迂说，不以浅末为急务。”（《范文正公集》卷七）在他临终所上的《遗表》中，痛切地回顾庆历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范文正公集》卷十六） [25] 朱熹说：“使二先生（横渠、明道）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虽欲自为，亦不可。”（《朱子语类》卷一三○） [2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8-9页。 [27] 同上书，第36页。 [28] 同上书，第45页。 [29] 范仲淹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然文章之列，何代无人；盖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大君有命，孰不风从，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时务书》） [30] 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285页。漆侠先生在此书中说：范仲淹“成为士大夫群中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第289页）。因此，我认为将第一阶段称之为“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时期”是合适的。 [3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111页。 [32] 同上书，第48页。 [33] 同上书，第880页。 [34] 同上书，第302、312、409页。 [35] 学术界一直流行把李觏与王安石相联系，如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在述王安石的新学之前述其“先驱”李觏的思想，而范仲淹的思想则付之阙如。范仲淹的历史地位一直被宋初三先生、王安石等所掩，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参见拙文《“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 [3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94页。 [37] 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240、289页。 [38] 另参《李觏集·年谱》：景祐四年（1037），李觏“乡举不利而往鄱阳访范公”。《范文正公集·年谱》：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移书李觏，言“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云云。翌年，范再次移书李觏，延请其到越州讲学。《李觏集·年谱》：康定元年（1040），李觏“往越州赴范高平公招”。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上《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翌年，李觏“赴范文正公招于杭州，范公再荐于朝”，“旨授将仕郎太学助教”。嘉祐四年（1059），胡瑗在太学以病告假，李觏继之管勾太学，寻请假归迁，八月卒于家。 [39] 《范文正公集·年谱》：庆历四年，“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公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欧阳修也在庆历四年所作《朋党论》中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居士集》卷十七） [40]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05-306页。 [4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页。 [42]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04页。余先生所据《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安定胡先生》，其中无《宋元学案》的“非安石比”四字。 [43] 同上书，第305页。 [44] 同上书，第89页。 [45] 同上书，第57页。 [46] 同上书，第310页。 [47] 如朱熹说：“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又说：“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劝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为念，然后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九《与赵尚书》）陆九渊说：“古人所以不屑屑于间政适人，而必务有以格君心者，盖君心未格，则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兴，如循环然，何有穷已。及君心既格，则规模趋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苍素，大明既升，群阴毕伏，是琐琐者，亦何足复污人牙颊哉？”（《陆九渊集》卷十《与李成之》） [48] 刘越石即刘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怀帝一》云：“不足以竞而欲相竞，于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为强。……拓拔氏之起，刘琨资之也；皆不足以竞，不获已而藉之以竞，而晋遂亡。……前有不虑之君，后有不虑之臣，相仍以乱天下，国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呜呼！将谁咎哉？”同书卷十三《东晋元帝三》：“琨乃以孤立之身，游于豺狼之窟，欲志之伸也，必不可得；即欲以颈血溅刘聪、石勒，报晋之宗社也，抑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在《宋论》中亦有对刘琨的评论：“……刘琨之于聪、勒，陈蕃之于宦寺，不胜而祸不旋踵；小胜而大不胜，终以烖及其身，祸延于国。”由此而引出对“元祐诸公”的批评：“故君子与其不贞而胜也，宁不胜而必固保其贞。元祐诸公昧此，以成绍圣以后之祸，善类空，国事乱，宗社亦繇以倾，亦惨矣。”（《宋论》卷七《哲宗三》）刘琨与元祐诸公都因处置不当而“祸延于国”，乃至“亡天下”，故“抱刘越石之孤愤”，亦可谓“抱元祐诸公之孤愤”。 [49] 余英时先生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74页。 [50] 余英时先生说：“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但在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同上书，第376页。 [51] 参见《宋论》卷四《仁宗九》。与王夫之不同，青年毛泽东在1913年《讲堂录》中记：“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国藩）左（宗堂）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骎骎比隆东汉焉。”《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592页 [52] 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五章“‘国是’考”中引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所云：“上（哲宗）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见《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62页。这十分形象地说明元祐诸公对哲宗的冷落，“绍述虽是（哲宗）其本意，亦是激于此也”（《朱子语类》卷一二七）。 [53]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03页。 [54] 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载刘元城说：“金陵三不足之说……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又载陈右司说：“阴阳灾异之说，虽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废。王介甫不用，若为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王夫之同样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读通鉴论》卷二十九《五代中十一》）。程、朱之学堪称“理性”，但他们向皇帝上疏也难免言“灾异”，参见《程氏文集》卷一《再上疏》，同书卷五《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朱文公文集》卷十四《论灾异劄子》。 [55]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402页。 [56] 关于“士”与“农、工、商”的关系，参见范仲淹的《四民诗》（《范文正公集》卷一）。在此诗中，范仲淹对农、工、商在当时所受的压迫和所处的窘境，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他所希望的是进行改革：“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并且提出君主应该“以德为先”，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标准而授予“士”之爵禄，使其与君主“共理天下”。他批评三代以后“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在当时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他发出复兴儒学的呼声：“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 [57] 在改革秦以后的“私天下”、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一点上，顾、王二人相同。参见《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王夫之《黄书·古仪》、《宰制》。 [5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9页。 [59] 王夫之对朱熹与韩侂胄因“争殡宫”而交恶亦有批评，见《宋论》卷十三《宁宗四》。 [60]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十章。 [61] 类似的说法，如明儒丘濬在《世史正纲》中说：“理宗之崇尚理学，亦好其名尔，非真有其实也。”（《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续录》卷十二）清儒全祖望说：“嘉定而后，阳崇之而阴摧之，而儒术亦渐衰矣。”（《宋元学案·序录》） [62] 明天启初年，东林党人黄尊素（黄宗羲之父）任御史，参劾魏忠贤奄党不遗余力，并上《士气已竭》疏（见《罪惟录》卷十三下）。天启六年（1626年），黄尊素受酷刑，惨死于狱中。 [63]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917页。 [64] 同上书，第887、922页。余先生在书中还说：“儒家只有此一人间世界，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依之而立，绝不容人人皆证涅槃，陷此世于‘人空道废’之境。”同上书，第141页。我对此论更深表赞同。 [65] 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理学家虽然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自待，但毕竟仍旧接受了‘君以制命为职’的大原则。”其引《朱子语类》卷一○四《自论为学工夫》：“先生多有不可为之叹。汉卿曰：‘前年侍坐，闻先生云：“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兵随将转，将逐符行。”今乃谓不可为。’曰：‘便是这符不在自家手里。’”《朱熹的历史世界》，第455-456页。 [66] 《明史·赵用贤传》亦云：赵用贤遭罢免，高攀龙等上疏论救，皆被贬谪，“自是朋党论益炽……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 [67] 《明夷待访录》作于清康熙元、二年（1662—1663年），早于洛克的《政府论》近三十年，早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百年。其所云“学校”包含公共议政机构的意思，说其为中国初始的“议会”思想并不为过。 [68] 参见拙文《中国的民本与民主》，《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 [6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7页。 [70] 参见拙文《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5期。 （原载庞朴先生主编《儒林》第一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