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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柳宗元认为，佛教并非是什么妖魔鬼怪，只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吾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邪？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662页)柳宗元这里显然是视“释氏”为“孔氏”之外又一家而已，只是后世缺乏司马迁那样胸襟和见识的大史学家，不能从儒、佛之争的“迭相訾毁”中，见出其间的百家争鸣之蕴，不能从“释氏”之异中见出之同，更不能见出其“佐世”之用。所以不免睹“释氏”而“怪骇”，见“浮图”而攘臂。柳宗元尤其不满韩愈的“排佛”态度。他认为韩愈虽然好儒，但不及扬雄，可扬雄却汲取了庄、墨、申、韩的很多思想；而在柳宗元看来，“释氏”远不像庄、墨、申、韩那样“怪僻险贼”，故他觉得韩愈理应汲佛之所长，是应“礼佛”而不是“排佛”。柳宗元显然已经把佛教当成中国学术谱系中的一员来对待了，而且柳宗元还主张要给予同等的重视，因为包括佛教在内，各家均有“佐世”之用。不仅如此，柳宗元还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学术传统出发，高调要求包容“释氏”，因为百家争鸣既然是必然和正常的，那么佛教持论异于诸家又有何怪！柳宗元不满世人“怪骇”于佛教，实质上是要求世人理解佛教，并善待和尊重佛教。 其三，在学理上，柳宗元认为佛“不与孔子异道”，佛教是不应排斥的。他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674页)所谓“合”，柳宗元给出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佛家之戒律与儒家之礼仪相近，“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762页)二是释氏重孝，更是与儒家相通。柳宗元从其交游实践中发现，佛学以及高僧并非不重人伦，相反都很讲孝道。如金仙氏，以孝敬为本，“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683页)如元暠，亲人过世，即回家奔丧。故柳宗元不无感慨地说：“斯盖释之知道者欤？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施者，虽为真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暠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768页)也因此，柳宗元一再强调佛“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662页)佛不与孔子“异道”，实即从内在价值上肯定了佛教的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这也表明在柳宗元心目中，佛教不仅不是“异端邪说”，甚至是与圣人之道等值的一种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