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柳河东，男，字铁镜，西历一九七〇年出生于山西运城。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工业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曾在中国山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工作。二〇〇三年创建“当代儒学网”网站并担任站长。二〇〇五年发起成立了“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现任中国当代儒学网管理发展委员会理事长、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社团法人兼常务副会长、北京儒学精舍主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山西儒学大厦创建人、中国儒商研究院院长、山西国学大讲堂理事长、太原市中国查拳研究会名誉会长、儒海文化产业集团常务理事、中华儒学会和世界儒家社团联合会发起人等。 提要：本文提出的儒学发展五期说，即：儒学经历了原始儒学、原典儒学、汉唐经学、四朝理学、当代儒学五个主要时期，不同于牟宗三、杜维明等先生讲的儒学三期说，李泽厚先生讲的儒学四期说，也有别于成中英先生讲的儒学发展五阶段说，目的不在标新立异，旨在说明儒学的源远流长，旨在主张开放的大儒学观，旨在以此为基探研儒学在当代（第五期）的转化、建构、发展，进而论述儒学现代价值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宗教、国际、自然八个方面的展现。 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她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上承远古以来的中华文明智慧，在百家争鸣中得以丰富，又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不断吸取法家、道家、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百家文化的营养和精华得到发展，逐步趋于理性与科学，不断自新，与时携行，几乎在中国每个历史王朝中都居于主流思想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与主脉，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与精髓。 儒学作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刻影响和造福了中国几千年，也将继续影响并造福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实和未来。 儒学经历了五期发展 儒学第一期：原始儒学，即尧、舜、禹、夏、商、周时代儒学原始萌发时期。《中庸》讲“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即是关于儒学源流的精辟注讲。儒学像一颗生命力坚强的种子，经历了长达三千年漫长、艰难的孕育、发牙、生根、破土、成苗过程。 这一时期，圣王一体，帝王既是军事、政治权力的化身，又是人类族群道德楷模和生存发展智慧的化身，因而也是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唐儒韩愈提出的儒家道统说，将“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 列入儒家道统传承谱系。孔子对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推崇备至，赞不绝口。《论语·泰伯》中，孔子颂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赞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历代文化精英们在研习与整理上古典籍中，与圣王们进行跨越时空的神交中，在总结他们的高尚德行和为政智慧中，儒学的基本概念和理念渐渐成形。尤值特书的是，有儒家“元圣”之称的周公，辅佐幼主，平叛治乱，修已安人，建章制礼，为儒学的原初系统化、理论化做出了重要奠基，也以自身的品格、才学、政绩，为儒家提供了十分理想的人格典范，成为孔子及历代大儒、后世精英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和继绝开平的不竭动力。 这一时期，儒学的主要表现形态是原始政治伦理哲学，即人道。一些维系族群家邦的重要概念，亦即儒学的重要范畴如仁、义、礼、孝、德、明、信等已逐渐明晰和成形（“仁”、“羲”等字已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出现），重要理念和思想如“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以德配天”、“协和万邦”等已形成。《尚书·尧典》中记述尧帝时期的政治实践经验“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正是儒家“修身（克明俊德）、齐家（亲睦九族）、治国（平章百姓）、平天下（协和万邦）”的明确表述。 原始儒学另一重要表现形式为对宇宙原始的认知，即天道，主要思想体现在古《易》中。 此一时期，后来被列为儒家经典的《诗》、《书》、《易》、《礼》、《乐》之早期古本已形成和出现。 这一时期，儒学的影响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儒学第二期：原典儒学，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著述及学术，表现为以“仁道”、“礼治”和中庸之道为核心的孔孟荀学。 面对东周末期礼崩乐坏，攻伐不止的混乱局面，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删诗书，定礼乐，演春秋，聚徒讲学，周游列国，推行理想，矢志于重建上古文明之序，使家国天下走向稳定与和谐，因此而创立了孔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人和集大成者，成为儒家学派具有开创性的旗手和领军人。孔学的核心思想为：仁道、礼治和中庸之道。仁字，为二人相处之意，仁道讲的是朴素的集体主义，仁之意在爱人（“仁者爱人”），仁之本在爱亲（“孝弟也者，仁之本与”），仁之实质在克己（“克己复礼为仁”），高境界在舍生成仁取义。礼治主张实行礼乐教化，唤起人的普遍社会伦理责任，达至修齐治平之目标。中庸之道，主张言行适时适度适地适人，作为朴素的辩证法，与折衷主义、滑头哲学、调和论有本质的区别，使得仁道和礼治实践得以周全稳妥，是一种大智慧，一种高境界，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 孟学和荀学是孔子逝、儒分为八之后的两大儒学之峰。孟学主张“性善论”、“民贵君轻”、独立人格、义道德、士精神和“王道政治”理想主义。荀学提出“性恶论”和在“明于天人之分”基础之上的“制天命而用之”思想，政治上主张“隆礼重法”，王霸并用，将德治理想主义与法治现实主义相结合，为后世儒学真正走向政治实践做出了重要理论奠基。 这一时期，儒学影响地域为中原地区。 儒学第三期：汉唐经学，即秦、汉、魏、晋、隋、唐时期，儒学吸收道家、法家、阴阳家、佛家等文化之优长而发展的新儒学。 此一期儒学发展出现两个高峰：一是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之学兴盛之后，董仲舒以儒家义理架构为基础，吸取法家、道家、墨家、阳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份，创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天人三策”说服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略，设立五经博士，使儒学由“子学”上升为“经学” ，将儒学第一次创造性地用于指导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权和礼乐刑政制度建设实践，并取得巨大成效。之后的今古文之争，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儒学因独尊而僵化，促进了儒学经学化发展。二是在经历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一度兴起和佛教的普遍流行之后，隋末文中子王通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通过门生们影响唐太宗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后又通过颁发《五经正义》，采用儒家经典取士，形成尊崇儒学之风。同时，王通还第一次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可贵思想，直接影响唐王朝实行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的开放文化政策，形成“三教鼎立”、多元文化相互包容并存的气象，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儒学影响地域逐渐由中原地区扩展至幅员辽阔的整个古代中国。 儒学第四期：四朝理学，即宋、元、明、清四朝时期，儒学继续吸收佛教、道教等文化及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化之精华而发展的新儒学。 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和佛教、道教及异族文化冲击，经北宋“五子”奠基，南宋朱熹会通，数代儒家学人前赴后继努力，开创了在宋元明清四朝长达千年占正统和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理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仁道主义为价值内核，批判吸纳佛学、道教思辨哲学的某些理论命题、范畴及精神方法，建构起较为精致的形上本体（天、道、理）与心性相贯通的道德形上学，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理学论证了“理”的本体地位和道德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一方面为四朝宗法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与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用儒家道统限制封建政统，抑制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滥用，对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四代王朝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理学是主流，心学、气学、实学均有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儒学不仅广泛影响中国，还远传越南、朝鲜、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甚至一度成为传入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东亚诸国的发展。 儒学第五期：当代儒学，即1919年以后，儒学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经受过了无情的批判与打击，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应时而起，大开大合，勇敢地吸收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的现代道教佛教、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中国的伊斯兰文化、现代西方思潮等东西方文明的一切优长，融会贯通，充实自我，强健自我，正在建构、发展并积极参与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创造的新儒学。 儒学第五期发展展望 通过划分、素描、简析儒学发展的五个主要历程，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精髓、主干，不是自孔子始才生，仅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是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同呼吸齐生长共发展，同样具有至少五千年的发展历史； 儒学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具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和优秀品质，能够不断吸收、包容异质文化，汲取百家之优长，为我所有，为我所用，不断自新，与时俱进； 儒学包涵有符合人道和天道（人生和自然规律）、可以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核”，使得她有足够的韧性和强健的生命力，能够历百折而不绝，经百劫而不灭，能够梅开数度； 儒学在经历每一次劫难、低谷之后，都会迎来一个持久的辉煌期，且影响地域不断扩大，由第一期的狭小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扩展到第二期的中原地区，扩大到第三期的整个中国，再到第四期的整个东亚，乃至第五期广阔的世界。 综合上述结论，也不难得出如下判断和展望：儒学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大举入侵、“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冲击等多次沉重打击、解构和破坏，经过一百多年的式微、低迷之后，儒学第五期将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一期都将持续长久、影响巨大、成就卓著、令人激动的时期，因为这一期儒学所面临、所基于的社会物质文化基础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 儒学在第五期的发展，即当代儒学的建构与发展，是儒学又一次实现创化与复兴的过程，是一个顺应时代变化，因应时代需要，破解时代难题，坚持“变”与“不变”，坚守“合理内核”与进行“损与益”，重新构建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出色吸收人类空前丰富的异质文化之优长为我所用、为我所有的过程。 什么是儒学？儒学可以超越时空的合理内核与应该坚守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必须首先搞清或者认真思考这两个问题。这是儒学进行现代化、当代化，坚守与损益，进行成功创化与发展的基础。 无论是牟宗三、杜维明等先生讲的儒学三期说，李泽厚先生讲的儒学四期说，还是成中英先生讲的儒学发展五阶段说，均对儒学发展历史做自孔子之后两千多年的定位。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儒学的传统定义，即第一层次的定义。站在历史的新高点，基于本文所论的儒学发展五期说中前四期发展历史，可以对儒学做出更具包容性的新定义（其实许多前贤及当代的李泽厚先生及诸多学人早已有类似主张），即第二层次定义：儒学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骨干与精髓，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学术根基，是中国立国兴国之基，是中华民族立族兴族之本。同时，立足于对儒学在第五期发展的大胆展望，我们完全还可以对儒学做出与时俱进的、内涵更宽泛的全新定义，即第三层次定义：儒，字面解，为人之需。儒学，可解为研究人之需要的学说或学术。人需要什么？个人幸福自由。而族群和谐稳定、兴旺发达，是个人幸福自由的前提；国家长治久安又是民族兴旺发达的基础。今天，儒学已远远走出了中国，形成了韩国儒学、日本儒学、新加坡儒学……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将儒学定义为研究中国人如何达致个人幸福自由，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兴旺发达的学问或学术，也完全可以将之定义为：研究人类如何求得个体幸福自由，达致世界群体和谐长生的智慧或学术。 儒学的合理内核，不外乎五个方面： 一、价值观：以“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伦理价值的仁道主义和礼治观；以“内圣外王”为人格理想、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以“格致诚正”为方法的德治理念和精英修为之道。 世界观：以“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 、家国天下同构为基本理念的天下观。 自然观：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理念的宇宙观。 二、方法论：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中庸之道讲求做人做事要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恰适其时、恰合其人，实质上是实事求是，是辩证法。这是中华民族立族兴族的大智慧，是中国人根本的处事原则。中庸之道是一种极高境界，就像圆周率一样，君子仁人只能不断接近它，但永远达不到。 “忠恕”之道：以“推己及人”为基本方法，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本原则的待人处事智慧。 三、真精神：在“效天法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 四、立学宗旨：在“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五、重要载体：四书五经。因记载着经久不变的恒常之道，而具备永久的魅力，永不过时，历久弥新。 以上均具备普世价值性，不仅古代中国维系社会发展需要，现代和未来中国、世界文明进步依然需要，处于巨大转型期的现实中国更为迫切需要用以矫治时代弊病。东亚诸国历史上已受益，至今仍在受益，全世界人类亦将受惠于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与基本思想。以上是儒学在以后的发展中必须坚守的，否则便丢失了自我，不能成其为儒学。 儒学面临什么样的现实和未来？时代对儒学寄予什么样的期许？对此问题的认真回答或清醒思考，则是儒学进行现代化、当代化，坚守与损益，进行成功创化与发展的前提。 儒学发展面临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经济迅猛发展、中华文化复兴、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好形势，也面对着需要破解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处于巨大转型期等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难题。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等，也给儒学提出了时代课题和发展机遇。 时代对当代儒学在调适和解决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利益集团与集团、民族与民族、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矛盾，消除时代不和谐音符上会有所期许。 由于时代的潮流所趋和时代所需以及当代强势、优势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儒学第五期将会在“损益”、创化、发展上呈如下趋势或特征： 一、增加现代元素，凸显现代性。如：增加科学、自由、人权等理念，强化民主性、法制性、哲学性、宗教性等。 二、去除和弱化“不合时宜”理念。如：男尊女卑观念，人格等级之分，重农轻商思想，重德义轻功利倾向等。 三、博采众长，促进理论系统建构。大胆吸收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等丰富的现代文明之精华，汲取当代百家文化之优长，与时携行，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进行世界观、价值观、本体论、方法论、实施体系等方面的系统理论建构。 四、进行有效创化，用之于实践。如：“现代仁政”和“现代礼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化进程；传统“五常”演进为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建设“五常”之道：民主（仁）、公平（义）、法制（礼）、科学（智）、信（经济，成熟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信用经济）；由“内圣”开现代政治、科技、经济之“外王”；重视 “利”，提出“学而优则商”，“修身齐家治企富天下”新的“义利”观和良财与美德相辅相成的儒家市场经济伦理等。 五、体系内的多元或多向发展，呈现代儒门气象万千之势。近百年来，以熊、梁、唐、牟、杜、成等及1978年之后大陆涌现出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如蒋庆、康晓光等为代表的当代儒学四代学人，融中西，汇古今，大胆创新，提出了“新理学”、“新心学”、“新仁学”、“良知坎陷” 说、“转仁成智”说、“返本开新”说、“内圣开新外王”、“儒家资本主义”、 “儒家宪政主义”、 “新儒教”理论、“公民宗教”、“儒教自由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和合学”、“政治儒学”、“现代仁政”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构想、新理论。在此基础上，当代儒学在未来将成多学派、多元化、多方向发展建树。多派多元多向发展又将会使当代儒学避免僵化，更富生机与活力。 同时，经过两轮“否定之否定”，儒学第五期也将会出现更近似于（第一期）原始儒学期、（第三期）汉唐经学期的某些回归性特征，如：圣王一体，即现代外王精英（现代政治领袖、工商领袖等）有儒家内圣修养和人格；圣王互济，现代外王精英与儒家内圣修为高者进行相辅相成的合作；尊而不独，像大唐盛世时期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三教鼎足一样，儒学与其他文化在“多元一体”大格局下平等共处，取长补短、“竞合”发展；持续时间长，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又一次伟大复兴、持续兴盛，儒学第五期很可能有似于儒学第一期要经过上千年乃至于数千年的时间。 儒学在第五期的复兴过程是前所未有的，是辉煌的，灿烂的，也漫长的，是曲折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