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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命，是决定人生贵贱福祸的、带有必然性与神秘色彩的某种异己力量。作为一种人力所不能左右的异己力量，命亦称做天命。汉人严遵曰：“所授于德，富贵贫贱，夭寿苦乐，有宜不宜，谓之天命。”（《老子指归·道生篇》）南朝梁之刘峻曰：“所谓命者，死生焉，贵贱焉，贫富焉，治乱焉，祸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赋也。”（《辨命论》）汉人认为命有三科：受命、遭命、随命。赵歧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恶曰遭命，行恶得恶曰随命。惟顺受命为受其正也已。”（《孟子注疏》卷十三上） 在中国，天命观念早在夏、殷时代已很流行，见诸史籍者亦多有之，如：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商书·汤誓》）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 这里就把夏灭、商兴说成是由天命所决定的。周人亦接受了这一观点，如曰：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尚书·周书·康诰》） 丕显文武，皇天弘厌厥德，配戎有周，膺受大命。（《毛公鼎》） 这里将商灭、周兴亦说成是受天命所支配的。但周人在天命观上亦有所发展，即认为天命并非固定不变，亦即所谓“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若“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只有敬德保民，才能“受天永年”。（《尚书·周书·召诰》）这就是所谓的“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以周大夫刘康公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左传·成公十三年》）郑大夫裨谌亦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一 道家之天命论有别于儒家之天命论。欲明道家之天命论，不可不先对儒家之天命论有所说明。 儒家认为天命不可违，强调“知命”，但同时又主张人在命运面前应当积极进取。作为儒家之创始人，孔子对天命抱有深深的敬畏的态度。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同时，在孔子看来，天道之流行，是自然而客观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道之行与废，往往是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由畏命，孔子强调知天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虽然孔子认为应该畏命、知命，但并不认为人在天命面前只能无所作为，而认为人应该发奋图强，积极进取，“不怨天，不尤人”，“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强调应该知天命而尽人事。 孟子于天命，既讲顺命，亦讲立命，亦讲正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所以，“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天命虽不可违，然人亦应积极进取。在孟子看来，一个人，不管其是寿是夭、处逆处顺，都应当修持自己之身心，以积极之态度迎接、面对各种结果，此即所谓“立命”。同时，“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崖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正命以知命为前提，然知命并非在命运面前无所作为，而应当“尽其道”，亦即尽自己之所能为。 荀子认为应当严格区分天人之界限。“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同上）天之有常，即天之有命，但人在天命面前并非无能为力，而应当“制天命而用之”。（同上）荀子不忽视天命，但更强调人之积极作为。 道家与儒家之命论，有同亦有异。 老子于命少有论及。只是顺便提到所谓“复命”：“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此处之“命”，实为生命之“命”，而非命运之“命”。“复命”亦即恢复生命之本来状态。此命与所谓天命之命实无多大关系。[1] 庄子对于天命，基本上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2（《庄子·德充符》）万物皆禀受天地之气而生，而松柏则特受天地之正气，故四季常青；尧舜特受天地之正气，故可为众人之表率。尧舜之与松柏，受命而生，受命而降，非单依赖人力之可能为也，亦非人力之所可能左右。命之为命，即在其超越于人事、人力之上。 天命，作为一种必然的异己的力量，庄子认为人是无法违抗的。“天下之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庄子·人间世》）成玄英曰：“戒，法也。寰宇之内，教法极多，要切而论，莫过二事。”（《庄子疏·人间世》，郭庆藩，第155页）既为戒、为法，人则不能不遵守；既为戒、为法，人亦惟有遵行奉守之为事。在庄子看来，子之爱亲，亦是命；臣之事君，亦是义。反过来说亦是一样：子之爱亲，亦是义；臣之事君，亦是命。义为人世之所当为，命为人生之不可逃。尽义、任命，为戒、为法。所以，“父母于子，东南西北，惟命是从。”（《庄子·大宗师》）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仅是一种亲情关系，也是一种命的关系，是冥冥之中一种命里注定的关系。“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庄子·德充符》）羿是百发百中的射手，有鸟进入羿之射程之内，而且正处其当中之地，那是肯定要被射中的地方，然而，却没有被射中，那就是所谓的命。 在庄子看来，人世间之种种大事大端，无不是命中注定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此一切既谓之命，当然是人力所不能为的，亦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将人生之贫富、贵贱、生死、存亡，完全归诸于天命，体现了道家学派对于超人力量的无可奈何的态度。 与命有关联的还有一个范畴：时。如果说，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异己的、必然的力量与趋势，那么，时则是人力所无法左右的特定的社会发展状态，亦即所谓的时局、时势。命对人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时对人亦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庄子·秋水》）时势决定着人，时势不同，人之状态也很不相同。所以曰：“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庄子·秋水》）未可以为常，亦即难以知晓、难以把握。 《列子》一书，对命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3]而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邪？此则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列子·力命》） 卢重玄云：“命者，天也；力者，人也。命能成之，力能运之，故曰运命也。”（《列子解》，杨伯峻，第194页） “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均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如此，其间有命焉。人生于世，有寿、有夭，有穷、有达，其寿、夭、穷、达，各自有命。“杨布问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寿夭父子也，贵贱父子也，名誉父子也，爱憎父子也。吾惑之。’杨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尝识之，将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日去日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列子·力命》）人世间总有许多无限可怪之事，总有许多不平、许多不公，对于这一切，人们想要了解，想要理解，而最终仍是无法了解、无法理解，由此而产生了关于“命”的观念。用命来解释这一切，本来出于迫不得已，但也惟其如此，终算对不可理解之事有了一种解释。有了这种解释，人们的心似乎才可以得到稍许安顿。 死生自命也，贫穷自时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贫穷者，不知时者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也。（《列子·力命》） 张湛曰：“若其非命，则仁智者必寿，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若其非时，则勤俭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贫，亦未必然。”（《列子注·力命》）因为有天命，因为人之天命各有不同，所以仁智者未必寿，凶愚者未必夭，勤俭者未必富，奢惰者未必贫。如果仁智者必寿，凶愚者必夭，勤俭者必富，奢惰者必贫，如果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人们当然不相信有天命。而事实上，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的更多是仁智者未必寿，凶愚者未必夭，所以要让人们不相信天命实际上亦很困难。只有当一个人诸事顺达的时候，他才不肯信天命，他会感到自己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当一个人多有不顺的时候，他不得不相信有天命。只有承认有天命，只有相信有天命，他才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顿，否则不仅这一切不平之事不可解释，自己的心灵亦无法得到安宁。而人世间诸事顺达者少，事事不顺者多，所以，其信命者多而不信命者少。 既承认有天命，既承认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人所能做的，只有安于命，只有知命而安时，只有安时而处顺。“知命安时，德之大也。时来不可拒，命至不可却，故曰安时而处顺，忧乐不能入。迷生于肖似，戚生于不知时焉。”（卢重玄：《列子解》，杨伯峻，第212页）人对于命，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无能为力的。“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生亦非贱之所能夭，身亦非轻之所能薄。故贵之或不生，贱之或不死；爱之或不厚，轻之或不薄。”（《列子·力命》）其存、其亡，其厚、其薄，非人力所能为，此亦只是命。 道家讲天命，首先即承认天命之不可抗拒。在此一点上，道家与儒家对于命运之认识与态度并无二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