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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论语》里孔子并未以“儒”作为儒家学派之名，但“儒”在先秦学术中的意义仍有迹可循。战国儒学在运用“儒”字上所表达的自我理解，以及战国时代的其它学派对“儒”的思想与人格刻画，都突出显现了儒之人格与儒家学说宗旨在当时通行的理解。因此比起字源学的“说儒”方法来说，先秦儒家和其他各家对“儒”的论述和评论才是了解先秦儒的学说宗旨与文化形象的直接的依据和素材。 以“儒”作为孔子所建立的学派之名，在《论语》里尚无其例。而在孔子死后不久，到了墨子的时代，“儒”或“儒者”已经成为墨子及其学派用以指称孔子学派的定名了。与墨者同时的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也以“儒”而自命，并往往通过追述“孔子曰”对“儒”加以定义和说明，在这一方面，《礼记》的儒行篇可谓是最明显的例证。 近代以来，因为孔子不曾对“儒”字加以解释和说明，已有的甲骨、金文资料中也没有儒字，于是引起诸多大家学者纷纷“原儒”，企图找出春秋以前儒字的本义，从而说明春秋末期“儒”的特质和儒家思想的根源，以呼应20世纪前期对儒学的批评和关注。 其中方法论上的问题我在拙著《古代宗教与伦理》中已经作了分析。 其实，不管“儒”字在字源上的源始意义如何，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战国儒学在运用“儒”字上所表达的自我理解，以及战国时代的其它学派对“儒”的思想刻画从他者的一面所反映的“儒”的意象描述，都突出显现了对何为儒之人格，何为儒家的学说宗旨在当时通行的理解，值得作一番清理。 一、儒服 衣服冠带在古礼中有其制度，随着春秋后期的礼崩乐坏，各种礼制都遭到破坏。儒家以继承和恢复周代礼乐制度与文化秩序为己任，所以在儒家传承的礼书中也往往涉及到冠服的问题，特别是是有关丧礼的冠服问题。但孔子的确也从以礼治国的角度谈到恢复古礼及其冠制：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这里的服周之冕即涉及冠制，但孔子在这里并不是作为儒服来提出的，而是作为恢复三代文明礼制的一部分提出来的。这是儒家复礼的理想的一部分，所以后来荀子也提到冠制：“天子山冕，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韦弁，礼也。” 就涉及到从天子到士的衣冠礼制。 据文献的记载，到了墨子时代，便明确有所谓“儒服”的问题出现了。所谓儒服，就是儒者所穿着的衣冠服带。不过，从《论语》看，在孔子的时代，并无所谓儒服。在孔子死后，据墨子说，“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故孔门弟子慢慢以孔子的衣冠作为儒士（墨子已用儒士之称）的标志，由是产生了所谓儒服的问题。 在《墨子》中儒服问题就明确了，与墨子同时的儒士中就有明白声称服古和儒服的人，如公孟子。 总结上述，我们可以说，战国时代一些孔门儒者很重视儒服，既反映他们的文化理想，也反映了他们通过冠服表达的学派认同，儒服的主要特点是：衣逢掖之衣、戴章甫之冠、履句履、绅带、搢笏。但孔门传承的孔子宗旨，并不把儒服看做是儒的先务，始终主张德行的优先性，这一点也是明确的。 战国时代，儒服之说，渐渐流行，所以典籍中常见此说，如《吴子》“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又如《庄子》：“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唯剑士也。”庄子曰：“诺。周善为剑。”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 吴起、庄子都不是严格的儒，何以儒服见王侯，不得而知。也许这里所说的儒服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士”的服装，而不是上面所说的儒者的古服。 孔子死后，他的门人们很注重外在形式对孔门的象征性凝聚作用，如认为有子长得象孔子，便试图以有子为领袖。 冠服亦然。据《晏子春秋》： 景公为巨冠长衣以听朝，疾视矜立，日晏不罢。晏子进曰：“圣人之服，中侻而不驵，可以导众，其动作，侻顺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争学其容。今君之服驵华，不可以导众民，疾视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脱服就燕。” 可见法圣人之服，是当时的一种流行风气，以孔子冠服为模本的儒服，于是乎也流行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