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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方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张扬和追求 “人”是社会的人，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需要都是社会的。所谓“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需要的概括。人是脱胎于自然的社会存在，他有和动物一样的生存需要，也有和动物一样的繁衍后代的生理需要；但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还有人之所以为人的需要。人的生存需要和生理需要虽是和动物一样，然而却经过社会的洗礼而升华、打上了人类历史的烙印、成为受人伦道德制约的社会需要。不过，作为个体的“人”来说，生存与生理的需要，虽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但却是具体的、现实的，是个体的“人”必需得到的。如果不能使个体的“人”在这方面得到满足，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实质上，生存与生理的需要是个体存在的现实表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15]。“大欲”者，即人之生存与生理的需要；“大恶”者，即对人之生存与生理的需要的否定。满足人之“大欲”，禁绝人之“大恶”，是人之生存与生理的需要的一体两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生存与生理的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交往、要相互尊重，这种交往和尊重需要，是人的第二需要；有些人并不满足一般人的生活，他们有一种使命感，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而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需要，是人的第三需要。生存与生理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这种需要称之为“本我”需要；交往和尊重需要，是社会要求个体或个体自觉服务于社会的需要，是社会中的个体的自觉行为，这种需要称之为“自我”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是“自我”的超越，使自己成为自己理想的人，这种需要称之为“超我”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是以植根于人道与天道结合的“礼”为存在依据的。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它以重视人性、肯定人的价值为其特征；对人性的张扬和追求是人文主义者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东、西方人文主义由于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不同，对人性的张扬和追求的内容也不相同。 西方人文主义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对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以来直到文艺复兴以前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大反击和大批判。整个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盛行，罗马天主教会主宰一切，人性与人生的欢愉被压抑，末世审判和死后的世界禁锢着活着的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荡然无存，“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困扰所有的人。公元14世纪至16世纪，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人文主义”对罗马天主教会以神为中心、以天堂与来世为精神寄托的思想进行了大反击。“人文主义”者，他们力求摆脱教会对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束缚，他们颂扬“人”反对“神”，提倡“人权”反对“神权”，赞颂“人性”贬抑“神性”；他们利用绘画、雕刻、建筑等艺术形式，充分表达“人性”和对“人生”的理解，引导人们热爱现实生活。西方人文主义者对人性的张扬和追求的核心内容是人的个性解放。由于是对禁欲主义的大反击和大批判，矫枉必须过正，对欢愉人生和物欲的追求便成为个性解放的主导面。 东方人文主义产生于中国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大转型的春秋时代，是对产生于中国尧舜时代的“民惟邦本”思想以及尔后有关“民惟邦本”道德论说的总结。 中国上古（先秦）时代，没有出现西方基督教式的宗教，也没有出现罗马天主教会式的教会组织对国家政权的控制。中国原始先民信奉“皇天”、“上帝”，敬奉“祖先”、“神灵”，害怕“妖魔”、“鬼怪”。“天地”以及人之“生”、“死”都是自然现象，原始先民对“天地”、人之“生”、“死”以及万物变化, 缺乏认识，只知道它与自己的生存紧密相关,却不知道所以然，便对“天地神灵”或“鬼怪”，虔诚祭拜。不仅“黎民”、“百姓”对“天地神灵”或“鬼怪”虔诚祭拜，“帝”、“王”、“诸侯”、“卿大夫”也是如此。适应于对“天地神灵”或“鬼怪”祭拜的需要，便产生了“巫师”。“巫师”便是接事鬼神的人。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为了生存,只有靠“巫师”祓除不祥。 中国上古时代对“天地神灵”或“鬼怪”的这种虔诚祭拜，是由“恐惧”而生“敬畏”的一种情绪反映，谈不上“信仰”，更说不上是什么宗教。这种祭拜与基督教的每周一次的“礼拜”、佛教每月初一或十五的“颂经”、“法会”是有本质不同的。人对“天地万物”、对“自己”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华民族早在尧舜时代就对人所赖以生存的天地万物有了明确的认识,“天道”、“人道”已经产生,但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不得不受制于天地, 称“天”为“皇天”、“上帝”，认为“天”主宰人世间的一切,认为风调雨顺与自然灾害以及各种怪异现象是“皇天”、“上帝”不同情感的表达。于是对“天地神灵”或“鬼怪”的便虔诚祭拜。如果对“天地万物”、对“自己”有了科学的认识，能战胜自然灾害，这种虔诚祭拜也就不复存在了。 东方人文主义者所面对的不是宗教禁欲主义对人性与人生欢愉的压抑，而是新兴地主阶级抢夺社会财富的贪婪对人性的扭曲；不是末世审判和死后世界对活人的禁锢，而是不可遏止的社会动乱和争霸战争对人生的摧残。东方人文主义者的社会责任不是提倡“人权”反对“神权”，而是教育人成为“成人”；不是追求个性解放，而是以“礼”来提升人的人格品味。东方人文主义者认为只有“成人”才能克服贪婪，才能张扬人性；只有以“礼”来提升人的人格品味，才能使人成为“成人”、做君子而不做小人。 《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朱熹注曰：“成人，犹言全人。”朱熹之言与孔子“成人”之说有悖，孔子的“成人”并非全人。愚以为“成人”，犹言“成熟”的人，或曰“真正的人”。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成人”？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16]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具有“知”、“不欲”、“勇”、“艺”而又能节之以礼、和之以乐的人，可以称之为“成人”。或者重义、舍身取义、有忠信之实，虽才智礼乐有所欠缺，也可以称之为“成人”。 “人”怎么样才能人成为“成人”？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17]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18]子大叔、孔子都认为应该以“礼”来提升人的人格品味，“人”只有自觉接受“礼”的约束、顺应“礼”的要求人才能成为“成人”。“曲直以赴礼者”，扬伯峻注曰：“曲直赴礼，谓人有委屈其情以赴礼者，亦有本其情性以赴礼者。”子大叔所说的“成人”（真正的人），是指能“能自曲直以赴礼”的人，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自觉接受“礼”的约束、顺应“礼”的要求的人。“礼”是使人成为“成人”（真正的人）的决定性因素。“民之所以生”，“民”，人也。“生”，活着、存在。孔子认为人活着，自觉接受“礼”的约束、顺应“礼”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成人”（真正的人）必须自觉接受“礼”的约束、顺应“礼”的要求。 什么是“礼”？“礼”何以能提升人的人格品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子大叔回答说，揖让、周旋“是仪也，非礼也”。“礼”就是子产所说的“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子大叔认为“天地之经，而民（人）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人）失其性。”子大叔这段话有三层意思：1、“天地之经，而民（人）实则之”是说“天地之经”是客观存在，“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民（人）”实以“天地之经”为法则；2、“民（人）”以“天之明”为则，因循“地之性”，生其“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用其“金、木、水、火、土”五行，于是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也就是说“民（人）”之滋味声色是以“天之明”为则，因循“地之性”的结果；3、淫则昏乱，民（人）失其性。杜预注曰：“滋味声色，过则伤性。” 第一层意思，回答了“什么是“礼”：“礼”就是人道与天道结合的产物，是“民（人）”以“天地之经”为法则的总结。第二、三层意思，回答了民（人）与“礼”的关系，说明“礼”何以能提升人的人格品味。“滋味声色”是“人”的第一需要，是“本我”需要；“民（人）”以“天之明”、“地之性”为“则”而有“滋味声色”的需要。“民（人）”若不“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就不存在“滋味声色”的需要；“民（人）”若沉溺于“滋味声色”，而不以“天之明”、“地之性”为“则”，便会因“昏乱”而“失其性”。如果“民（人）”能自觉接受“礼”的约束、顺应“礼”的要求，就能提升自己的人格品味，就能成为“成人”（真正的人）。 子大叔又曰：“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进一步说明以“礼”制人之性，使人之性不失于“礼”。“君臣” 以则地义，“夫妇”以经二物，“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等等关系的处理和交往，是因“礼”而生的“自我”需要，这种需要也必须受“礼”的制约，否则就会造成社会混乱。 孔子在提出“民（人）之所生者，礼为大”这一命题时指出：“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辩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为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顺百姓，不废其会节。”[18]孔子以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句式，强调“礼”在提升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品味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论证“民（人）之所生者，礼为大”这一命题。“君子此之为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顺百姓”，是因“礼”而生的“超我”需要，“教顺百姓”即治国平天下。“超我”需要因“礼”而生，同样必须受“礼”的制约，否则就不可能大治天下。 在说明“为礼”以制人之性，使人之性不失于“礼”之后，子大叔认为“礼”是天之日月星辰、地之高下刚柔的变化规律的反映，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凭，“人”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接受“礼”的制约、顺应“礼”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成其为“成人”（真正的人）。子产、子大叔、孔子在这里所说的“礼”有别于一般所说的“周礼”。“民（人）之所以生”的“礼”，是“民（人）”以之为“则”的“天经、地义”，即天之日月星辰、地之高下刚柔的变化规律为人所认识并以之为“则”的客观存在。子产、子大叔、孔子都是东方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孔子乃集大成者。东方人文主义者以“礼”制人之性，提升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品味，使人自觉接受“礼”的约束、顺应“礼”的要求，成为“成人”（真正的人）。人生天地间，人性是受“礼”制约的社会人的本性；人应该是知“天命”、明“道”、弘“道”的大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