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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诸说，又以《传》闻所闻所见三世，分为据乱升平太平。此公羊家之说，《经》、《传》无明文，后儒多疑之，不知孟子此语，实发斯旨。禹稷之平世，即兼升平太平，颜子之乱世，即据乱世也。《春秋》之作，起因在惧乱，施设在拨乱，功效在正乱，《传》闻世因乱起治，内其国而外诸夏，王化自近始。先自治而后能治人，先己乱而后能致治，故为据乱世。恰当今之国家主义。所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王化由近而及远，国界渐泯，一国治而诸国同进于治，夷狄尚不能及，故为升平世，恰当今之种族主义。所见世夷狄进于爵，吴楚有大夫，既泯国界，亦无种别，全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而沐仁德之化，渐进于大同之治，故为太平世，恰当今之社会主义。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由国家而种族而世界，为一定阶升之程序，不可陵越。亦犹由修身而致家而致国而渐至平天下，同一进化之定律也。 然则颜子何为当乱世乎？史称颜子少孔子三十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公毂同史记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则颜子应生于昭公二十年，已近定哀，此《春秋》极乱之世也。乱始于平王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拨乱必自始乱起，故托始于隐，以讫闵僖，为据乱世，亦颜子之祖所逮闻也。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孔子言拨乱之大法，通三统而改制，期于尧舜太平之治也。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乎”。《传》云：“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禹稷何为当平世乎。拨乱至僖，已历五世，施治既久，正义渐信，桓文霸业，矫正已多，文宣成襄，适承其后，故假为升平，非实升平也。升者进也，稍稍上进至于太平（疏语）昭定哀适当其时，故假为太平，非实太平也。禹稷之后，夏周之世，改传贤而为世及，变揖让而为征诛，非治道之至隆，止足当《春秋》之升平。禹稷之躬，在尧舜之世，亲与禅让，协和万邦，变夷率服，百兽率舞，足以当《春秋》太平之治。故西狩获麟《传》云：“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此禹稷所以当平世也。 孔子值禹稷之时，则颜子可为禹稷。禹稷值孔子之世，则禹稷亦将为颜子。故孟子又曰：“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也。”禹稷之治顺行，故由太平而升平而据乱世。《春秋》之治逆进，故由据乱而升平而臻太平。据史言之，则时愈近而世愈乱，据义言之，则世愈乱而文愈治。此《春秋》所以异乎史，而孟子之言深合于公羊家之说也。 尽心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 赵岐曰：“《春秋》所载战伐之事，无应王义者，彼此相觉有善恶耳。孔子举豪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故皆录之于《春秋》也。”又章指云：“《春秋》拨乱，时多争战，实违礼。以文反正，征伐诛讨，不自王命，故曰无义战也。” 案董子曰： 《春秋》战功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辞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者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恶者，不认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己，皆非义也。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亩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伐，不可胜数，而复仇有二焉。是何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以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竹林》） 董子斯说，以比较诠释孟子之言，最为精确。盖孔子政治学说，虽因时代之应用未直主废兵，然非战之意极其显著。于何征之，征之《论语》：于卫灵问陈，则曰：“军旅未学，明日遂行”。即耻伐国不问仁人之意也。于子路之有勇知方则哂之，且曰：“好勇无取，不得其死”。恶尚勇不尚义也。于季氏将伐颛臾，则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疾其用兵不用德也。于桓公九合诸侯，而许管仲之仁，善其不以兵车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为立国三要道，必不得已，则先去兵，以其为民之残财之蠹也。“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战岂能无弃，非教战也，教民能不战而服人也。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戎即止戎矣（《尔雅》释诂 即尼也尼定也，注止也，孟子“止或尼之” 说文危自■止之此言战危可止也，包子训即为就义疏）。非教民兴戎也。故又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行三军则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惧而好谋，欲不战而胜人之兵也。故又曰：“子之所慎，齐战疾”“君子无所争”，战不可开也。“三军可夺帅”战不可恃也。至于道国不言兵，为邦不及武，谓武未尽善，何莫非非战之旨乎？ 复次征之《春秋》，《春秋》内不言战，言战则败矣。鲁为托王，王者天下所归往，不宜有战也。战则不归往矣。王者无敌，由其仁也。仁人无敌于天下，战则有敌而非仁矣。全经书“战”二十三；“伐”二百一十五；“侵”五十九；“围”四十四；“入”二十八；“取”二十七；“灭”三十三；“迁”三，战、伐、侵、围，皆罪也；入、取、迁、灭，罪之尤者也。然必频书而不略者，所谓“书之重，辞之复，不可不察”；所谓“伤其害重也”。故孟子又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又曰：“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又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由此推之，《春秋》又安得有义战哉？ 或曰战诚害民矣，《春秋》不义之，谅矣，然宋襄战于泓，公羊称为文王之战不过此，岂亦不义邪？曰此不过“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体”。假以张新王临战之法，正《春秋》战伐之不义。在宋襄亦不过彼善于此耳。不然宋襄曾伐齐而善鲁救矣，曾执滕子婴齐而贬称人矣，曾被楚执而为讳矣，又安能知义兵哉。 或又曰：“《春秋》追救，公羊家许为义兵，岂亦不足称乎”。曰：“追莫善于鲁庄追戎于济西，《传》言：“大其为中国追，大其未至而豫御之”。此善其戎未入而有备，不致危害国家丧师失地，非实追也。救莫著于齐桓次于聂北救邢，《传》言：“邢已亡而不及事，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此名救而实不救，假托以责桓公，张新王拯救危亡之道，非真义之也。 凡言义兵者，皆以其正不义而义之，相对比较辞耳，如无不义，则义亦不立矣。故老子曰：“兵凶器也，战危事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喻不得已之心，则战之义不义，不可知乎？倾人之财用脂膏，驱人之血肉性命，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博胜负于一时，遗祸害于靡既，在人类共求生存之原则上，实不容有此事，谓《春秋》无义战可，谓古今中外胥无义战，又何不可。 结论 孟子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曰：“孔子谓集大成”，曰：“言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又引宰我之言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引曾子之言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其推崇孔子如此其至也。又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史记》本传云：“受业子思之门人”，《汉书·艺文志》班注云：“子思弟子”，赵岐题辞云：“长师孔子之孙子思”，周广业《孟子四考》云：“思孟生卒之年不相值，子思之学，得诸曾子，七篇述二子之言最多，则师承固非无自耳”）曰：“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朱子集注云：“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元张须孟母墓碑记据邹公坟庙碑云：“后孔子三十五年”。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卒当在赧王之世”。周广业《孟子四考》云：“周安王十七年，孟子生，距孔子卒九十五年，赧王十三年八十四岁”。近人梁廷璨所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孔子卒于敬王四十一年（西历前四七九年）孟子生周烈王四年（三七二）卒于赧王二十六年（二八九）。此据万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相差一百零七年，以孟子斯语推之，其相差不应如此之远）。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史记》本《传》云：“孟子邹人”，赵岐题辞云：“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国，近鲁，后为鲁所并”。按孟子“邹与鲁哄”《左《传》》：“鲁击坼闻于邾”二国密迩可知）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于齐宣王问齐桓晋文，则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于公孙丑问管仲曾西之所不为，而子谓我愿之乎。其服膺孔子如此其极也。以相距数十里之地，相隔百余岁之人，又为一代宗师，群伦先觉，至言遗教，涵育多士，流风余韵，照耀人间，儒雅竞传，芳徽弥劭，抱头学私淑之志者，于其生平尚学说之所在，必探讨精微，认识真确，无或谬爽，此事理所不容疑议者也。譬今人心目中，宗仰前情道咸间同一地域之大儒，拳拳服膺而效法之，既饫闻故老之流传，又详稽遗籍之记载，而谓有不得其真者乎，而谓其说不可信乎？近世学者，于二千四百余年之后，追论相去百余岁之事，横生异议，分致讥弹，谓孟子之说不足据，孔子不作《春秋》（中日时人之论著颇有持此说者）何其勇于自信而轻于蔑人与，岂百余岁之说不足据，而二千数百年之后，无参验而必之之论，转可凭与，毋亦不思之甚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