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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作于公元前1070～1040年左右，是殷商时期地处西北边陲的周国的国君——姬昌——西伯——周文王所作。其在先秦时期称为《周易》，从汉代开始，被尊为经，称为《易经》。为儒家的经典五经之一，并居其首。 自从春秋时代以来，《周易》便被认为是一部用来占筮算命的典籍，其来源于《周礼》、《左传》、《国语》，称为“三易之法”，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周礼·春官·宗伯》：“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易传》，这是一部系统地解释《周易》的著作，共七种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此十篇，《易纬·乾凿度》和东汉经师称之为“十翼”，“翼”是辅助之意，表示用来解释《易经》的。汉代学者称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为传，十翼之类的著作即被称为《易传》。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又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易传》是对《周易》古经的解释，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产物。同《周易》古经相比，《易传》的显著特点是将《周易》古经认为是占卜算命之书，并将古代的占卜算命哲理化，企图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家的天道观，成了《易传》解易的指导思想。《易传》实际上是哲学著作，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战国时期一大哲学流派。汉代以来至今天，这三千年来形成的各种解易的流派，都可以从《易传》中找到其思想的渊源。究其实，《易传》并没有完全弄懂《周易》古经的根本原意，它只是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产物，是周文王逝世以后的五百年后的人们对《周易》的片面理解。从春秋时代开始（公元前770年），学者们便长期争论不休，直到今天，仍在争议。有的人认为它是占卜算命的书，有人则认为是讲哲理的书，还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天文学或数学之书。众说纷纭，人们习惯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评论其价值，其大都是从其所处的时代的要求出发，不同时代的人便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其以传解经，以学解传，缺乏历史主义观念，走上了借古说今，以今释古的道路，便使《周易》古经的本义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各个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思潮，不同的时代课题，不同的时代需要，加上包括人文和自然学科在内的众多文化领域在不同的时代的知识积累的程度以及所探索的具体问题互不相同，所以《周易》一书不能不受这些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呈现不同的面貌。 那么，《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周易》的写作是古朴的、原始的思维方式，是“类化意象”的认知方式，周文王通过概括和总结（借“象”喻“意”，借“象”言“理”）某一类事物的物象（如天下有雷、风行天上、山下有水等）来认识世界，来探寻其本质。其有对治乱兴衰的研究，也有对客观形势的理性的分析，也有对和谐理想的执着的追求，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蕴涵着深邃的政治智慧。这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优点是生动形象，且是从整体上对物质世界的直观，因而，其认识结果就具有全面性和辩证性，只要认真思索，通过“象”就可以看到其本质的东西。然而，历代的易学家们受到《周礼》、《易传》的影响，都偏执地执着于其象与数，执着于占卜与问蓍，致使《周易》古经的真正意义淹没至今。 周文王为什么要说“乾坤”而谈天论地呢？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脉。而农业收成的好坏，不是由农业生产资料及生产力来决定的，而是由“神”来决定的，而是由“天”来决定的。由于不能客观地、正确地认识天，使从夏朝至殷代末的以前的人认识到“神”是万能的，“神”决定着人类的命运，“神”更决定着农业收成的好坏，古人们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周文王始，由于观测到天上青龙七宿的运行变化规律，人们自此而认识到天、天象、星象的运行变化是有规律的，而只有正确地认识天的变化规律，天的糜常，天的运行法则，才能做到“敬天保民”。周文王的基本命意，是勉人效法“天”的健行有序的刚健精神，倡导的是“旋运不息”，即阴阳二气环绕地球的“生生不息”之精神，故谓之“乾”。而谈地，则是要表明地与地相连，地与地相叠，地上有地，地下有地，地与地之间要顺势，要延伸，故谓之“坤”。 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客观物质世界及人类本身缺乏认识，相信“万物有灵”，是出于对天、对地、对神奇的大自然依赖和畏惧心理，因此乃有了多神崇拜的形式。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状况、环境条件和前景的困惑与疑问。是人类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于整个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一种学识体系，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心灵与心灵、心灵与物的问题，即人类怎样认识大自然的问题。人类自从开始思维以来，首先就是对神奇的大自然的思考，智慧的“智”字，由知和日组成，其义就是知晓太阳；“慧”字由彗和心组成，其义就是用心领会天上的彗星。我们人类古老的祖先在漫漫长夜里用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天上并开始了思索的时候，智慧的哲学便产生了。由于解释不了神奇多变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现象，称鬼称神，于是就产生了鬼神崇拜乃至于宗教崇拜，由此才产生了原始自发宗教信仰。至夏、商时代，早先的信仰系统已趋规范化和制度化，与王权的建立和强化相对应，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一个比原有诸神更强有力的大神，即超自然色彩的“上帝崇拜”。这个“上帝崇拜”的出现，是原始自发宗教向早期人为宗教过渡的分水岭，也是社会形态变革和人间关系在宗教领域的反映。《楚辞·天问》有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尚书·汤誓》有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有云：“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祥。”九有犹文献恒称的夏代地理的九州，似上帝观念的产生，起自夏代，而深化于商代。商代上帝的神性，有较大的权威，为管理下国和自然的主宰，具有超自然的色彩，是商朝统治阶级政权利益的直接保护神。因此，商王所崇拜的上帝鬼神也就成为诸侯方国所崇拜的上帝鬼神。而商王统治诸侯方国的惟一而且有效的方式是神权统治，其统治的方式是内服的众臣和外服的侯甸男卫都没有祭祀上帝鬼神的权力，甚至连自己的祖宗神也只能靠商王在祭祀先公先王时配飨。商代认为商王是“帝（嫡）子”（《续存》上1859），掌握一切祭祀大权，“天位（立）殷适（嫡）”（《诗·大雅·大明》），商王统治天下的权力永远是不会变化的。以至商王纣在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仍不以为然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书·西伯戡黎》）。商纣王的这个天，仍是商王朝的至上神——上帝。 但自从周文王起，人们就开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重新认识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至此商朝末期，“天神不通”、“民神不杂”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神权从神秘走向开放，从贵族走向民间，祭祀权也从小邦周始而普及了。由此才有了周文王“易”学思想的出现。 关于八卦的起源，历年来有多种说法，亦是易学的争论焦点之一；最早提到“八卦”这个名称并加以解释的，是成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及《周礼》。《易传·系辞下》说远古包牺氏始作八卦，《说卦》则详细介绍了八卦的各种象征意义。《周易》成书于殷末周初，其只有六十四个重卦，没有八个单卦之说。由八个单卦而组成六十四卦，必定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方能演为六十四卦，然后必然又经历很长的时间，待六十四卦逐渐成熟后，才会有人加以整理撰写并使之系统化。八个单卦即是单个的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如追溯这八个字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即中国文字的起源。 从现代考古学来看，殷商甲骨文字与西周金文是有区别的，西周的甲骨文卜辞与青铜铭文都比较规范，不仅文字的形状有了改变，文字的意义也基本确定下来了。殷商时期，文字完全掌握在中央王室贵族手中，各诸侯国不一定懂得文字，因为他们没有卜筮和祭祀的权力。而到了西周，各诸侯国都有了文字，这当然是姬姓子孙被分封到各地以后带去的。这说明在周文王时期，周文王的子孙们就开始了学习文字，并且已经对文字进行了改革。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各诸侯国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与当地的语言文字逐渐融合，由此而产生了变体。比如鲁国，国君一直是姬姓子孙担任，他们来自于陕西、山西等西北地区，与山东的语言文字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陕西、山西的方言逐渐与山东方言融合了，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其它各诸侯国亦是如此，而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使用文字的阶层和范围日益扩大，是语言文字大发展、大混乱的时期，由周初姬姓子孙带到各地的语言文字与当地的语言文字产生的融合，使周初王室规定的语言文字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时代的发展迫使各地区的人们不得不增加许多新字、会意字，象形文字逐步地让位于不象形的象形字。而各个诸侯国由于自己统治的需要，也创造了不少新字，会意字在这个时期也大量增加，这样便形成了在春秋战国时期语言文字的大混乱，以至秦始皇登基后要求“书同文”的文字改革。虽然秦始皇动用国家的权力，作了“书同文”的努力，然而并没有改变根本情况，反而使后来的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出现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 语言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交际工具，文字则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可以将语言记录下来传达给生活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人们。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些符号能得到确认并通行，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新陈代谢与约定俗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陈咏明《八卦起源》（见《周易知识通览》齐鲁书社1993年12月第1版）：“八卦为原始文字的说法也广为人知。此说最早见于《易纬·乾坤凿度》：‘上古变文为字。’ 是古天字， 是古地字， 是古风字， 是古山字……自宋人杨万里等坚持此说，直到近代还有人不断为之考证。他们说乾卦的卦象象个‘天’字，坤卦为‘地’，震卦象‘雷’，艮卦象‘山’等等，尤其是坎卦与离卦更为明显，与篆文的‘水’字及‘火’字极其相象。所以有些讲文字学的书，甚至推八卦为中国文字之祖。”这后面一句话就不对了，八卦不是中国文字之祖，应该是说，八卦只是运用了上古的文字符号而已。古人讲天、讲地、讲山、讲泽、讲水、讲火、讲风、讲雷，即是用文字记录；古印度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物质元素构成的，中国古代先民则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等八种物质元素构成的，因此这八个字就成了最原始的八卦。至于形象思维到天下有水，则是在天字下面写一水字，山下有水则就在山字下面写一个水字。就这样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就形成了八卦及六十四卦。而“卦”字，则是古“挂”字，意谓将这个“象”挂起来，让人们都看到。周文王即是根据这个思路撰写《周易》的。因此，卦爻符号说是不能成立的，它只是两个字的上下重叠，如火在山上，水在山下等，只是表明山上有火，山下有水而已；中国古文字的竖排方式也就是由此而起。 《周易》撰写成后，周文王并没有以此来作为卜筮、问蓍的依据，只是在《周易》流传到民间后，后人妄加附会，与“连山”、“归藏”合而论之，就将其看成是一本占卜问筮的书了。《周易》中的“贞”字，与甲骨文中的“贞”字，是同一意，乃卜问之意。自春秋至唐宋元明清，都训“贞”为“正”，是一种误解、歪曲，这在近代已经形成共识。其实，只要真正看懂《周易》，也就会明白周文王乃是别有所问，别所问龟卜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周代中前期，周王朝主要是以龟骨占卜作为判断吉凶休咎的依据（参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就说明占卜与《周易》自然就不是一回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