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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东渡”扶桑之后儒学的新发展

http://www.newdu.com 2018-04-14 中国教育报 张立文 参加讨论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时提出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孔子及孔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并仍旧在产生着重要影响。儒学的世界传播对当代文化交流,对打造大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仍有启发意义。——编者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儒学的传播发展源远流长。据《日本书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经阿直歧推荐,百济学者王仁应邀携《论语》和《千字文》到日,这是儒学传日之始,之后百济又轮换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日本之所以受容、繁衍、发展,是与日本原有生存环境、文化语境及发展需要相关联的。儒学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倡导大义名分、维护社会尊卑等级、协调家族人际关系等特点,符合岛国逐渐统一的政治需要。日本民族以崇神敬祖为主旨的神道,与儒学的“神道设教”、“慎终追远”的天神祖宗崇拜相会通,儒学的“王士王民”、“德治”和“仁政”,适合日本社会改革的理论需要。因此,儒学很快为日本朝野所认同,并在其长期的会通中,形成日本化的儒学。
孔子“开启”日本学校教育
    推古天皇时的圣德太子依儒学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制度冠位十二阶,又制定《十七条宪法》,对日本社会实行改革。《十七条宪法》的主旨是儒家思想。第一条至十六条中,除第二条和第十条受佛教思想影响外,都源于儒学经典,如“和为贵”,“上下和睦”,“君则天之,臣则地之”,“以礼为本,上不礼而下不齐”,“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信是义本”,“国非二君,民无两主”,“五百岁之后,乃今遇贤”,“使民以时”等。此后多次派遣使者、留学生、学问僧来华学习、研究儒学,他们回国后推动了儒学的传播,在此基础上,推行“大化革新”运动,仿照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及赋课制度,废除私田私民,在公田公民之上建立以天皇为最高权威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新体制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制订了《近江令》、《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具有儒学道德化特色,如奉行忠、孝、信等道德规范,具有实践伦理性。
    日本原无文字、学校,儒学初传时在官廷中开办学问所,以学习儒学。大化革新后天智天皇时设立学校,在中央设大学寮(相当于唐国子监),地方设国学(“国”是日本当时地方最高行政单位),及大学寮别曹和私学。以传授学习儒学经典,市县明经道(儒学科),以“九经”,即《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和《论语》为教科书,其中以《孝经》和《论语》为必修。大宝元年(701年),宫廷和大学寮开始拜奠孔子,后仿唐封孔子为“文宣王”。《大宝律令》的“学令”规定的教授科目、考试内容都以儒学为主。
武士道的精神血脉
    由儒学传入日本,经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到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为日本早期儒学,具有经验实用伦理型特征。12世纪末,日本进入武士掌握中央政权的阶段。他们利用、吸收儒学中的忠、勇、信、义、礼、廉、耻伦理道德观念,作为武士道的重要理念。由于武士出入于生死之门,禅宗的生死如一,立地成佛适合了他们的精神需要。
    镰仓幕府中叶,中日两国禅僧在互相交往中,在传播禅学的同时,把宋学的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的着作也带到日本,在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中(五山文化是日本中世独特文化,五山即五座寺庙。镰仓“五山”指镰仓幕府北条时代的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和净妙寺;京都“五山”指室町时代员利氏将军在京都建的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和东福寺),同时讲授禅学和儒学,主张儒禅和合。禅僧俊芿到宋朝学习天台、禅、律及《四书》,1211年回国时携中国书籍约2000余卷,儒学约256卷。临济宗僧人雪村有梅、中岩圆月等都主张融合儒禅,《东海一沤集》卷四《中正子内篇之三·戒定慧篇》中说:“治世出世之教虽异,其于心之得失则均矣”。室町时代,儒学由“五山”走向世间,形成了博士公卿学派,用朱子新注教授儒学,被称为“第一程朱学者”的一条兼良,着有《四书童子训》,是日本最早的《四书集注讲义》。萨南学派创始人桂庵玄树吸收歧阳方秀和训方法,改进了“四书和训”。汉籍训读法不仅能使一般人大致了解文本意思,也使汉文化得以普及。海南学派创始者南村梅轩传播程朱道学,以存心、谨言、笃行为修为功夫。从镰仓到室町,儒佛融合,儒借佛而发展,特别是宋学由“五山”而得以传播,而至推广,为德川幕府时代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朱子的权威地位
    德川家康在平定战乱后,为巩固统一,严守尊卑,加强思想教化,宋学的朱子学比之禅学更适应了这种需要。朱子学在德川氏的尊崇下,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松永尺五等人是德川幕府初传播和普及朱子学贡献最大者。林罗山师从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藤原惺窝,历任德川四代将军文教官员,协助制定法律制度,起草外交文书,建造了私塾“昌平璜”,成为官方儒学教育场所。他排佛,亦排耶稣。他以智仁勇比附神道教的三种神器,主神儒合一。此后,儒学在日本迎来了鼎盛期。朱子学、阳明学形成不同学派。贝原益轩(1630年—1714年)推崇朱子学,他依朱子“大疑则可大进”之意,而具有批判、怀疑精神,使日本朱子学趋向经验合理主义。他以“理气合一”论批评朱熹“理一元”论,以“格物穷理”说接引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新井臼石(1657年—1725年)发扬朱子穷理精神,研究历史,追求历史演变真相,着《读史余论》、《古史通》、《史疑》、《西洋纪闻》等。他给德川家宣讲授《四书》、《近思录》、《书经》、《诗经》和《通鉴纲目》等。
    江户时,大阪是最大商业中心,形成以“怀德堂”为中心的大阪朱子学派。三宅后庵和中井甃庵创始,尊信朱子,批判鬼神,尊王贱霸,兼收诸家。其子中井竹山长于历史,中井履轩专研经学,着有《七经雕题》和《七经逢原》等,由于倡导自由的学术研究之风,大阪朱子学得以繁荣。
    贝原益轩等的思想特点为客体经验朱子学,山崎闇斋则把朱子学向内转为道德化、神学化。他尊奉朱子,视朱子为孔子以来第一人,犹如宗教教主,批判陆王,排斥佛教,以祖述朱子学为宗旨;提倡心身相即,“敬义夹持,出入无悖”的躬身笃行精神;建构“垂加神道”,以儒学来附会日本神统神国思想,以阴阳五行比附七代天神等,把儒学神学化。其弟子佐藤直方、浅见絅斋、三宅尚斋为“崎门三杰”,他们共同严肃尊崇朱子学,不同意闇斋的“垂加神道”说。佐藤直方主张“以理制气”,不为气曲,以静坐存养方法,了知“太极之一理。”浅见絅斋认为,“朱子之学衡天地宇宙”,已成“天下万世之法”,提倡忠义大节。三宅尚斋主张“天地精神之理”,与其所生的人的精神、祖先精神,三位一体,人的精神通过祖先精神与天地精神冥合。
日本儒学的旁脉别支
    日本理学儒学除朱子学派外,还有阳明学派、古学派和折衷派等。五山禅僧了庵桂悟于永正八年,明正德六年(1512年)奉将军足利义澄之命出使明朝,并会晤王阳明,是与阳明学接触之始。中江藤树是阳明学派的开创者。他始信奉朱子学,后转向阳明学,倡导“天地万物皆在我心之孝德之中”,“良知具于方寸”,方寸即心,心之良知可以“明明德”。良知功夫是要尽孝道,对祖先、天地、太虚神道尽孝德,通过慎独、致知,提升道德修养。
    中江藤树后,分为重内省的德教派和重实践的事功派。熊泽蕃山曾师从中江藤树,后潜心研究儒学,着有《大学小解》、《中庸小解》、《论语小解》和《孝经小解》。他融合朱子重“穷理辨惑”之思和阳明重自反慎独之功,主张“万法一心,天地万物皆不外乎心”,“天人合一,理气合一”,“体用一源”。认为“天地一源”的神道,即“太虚之神道”,把太虚抬至神的地位。佐藤一斋主“心则天也”,“心之来处,乃太虚是也”。心是气的灵者,是其本体之性。故世人讽他“阳朱阴王”。大盐中斋始学朱子,后因读吕坤《呻吟语》转向阳明学,着《古井大学刮目》、《儒门空虚聚语》和《增补孝经汇注》等。力行阳明“知行合一”说。“天保大饥馑”中,他组织饥民起义,史称“大盐平八郎起义”,失败后自焚。其指导思想是阳明学的太虚、良知和孝本论。
    古学派是指注重从中国古典经书中探究圣人真意的思潮。古学派先驱是山鹿素行,他尊信古典,形成“儒学道统论”,主张儒学始于伏羲、神农,盛于孔子,“孔子没而圣人之统殆尽”。批评宋程朱等道学为阳儒阴异,主张回归孔子之前儒学,并自命为继孔子之后的道统正传。他倡导武士要明心术,尽忠主君,自觉实践人伦之道,严守日常生活礼仪,以儒学道德伦理解释武士道。他主张皇统一贯“日本主义”,认为日本比万国优越,对后世影响很大。伊藤仁斋学程朱性理之学,着《语孟字义》、《中庸发挥》等书,探索孔孟学说古义,对遮蔽经书原义的朱子《四书集注》和《四书大全》进行批判,认为宋儒讲心性之学为“虚”,故流于佛老,背离人伦日用之学的“实”。伊藤仁斋的文献学考证的古义学,实是一种新诠释,标志着以朱子为主流的儒学从武士向城市工商业町人的渗透。如果说伊藤仁斋为“古义学派”,那么,荻生徂徕为古文辞学派。他受明代李攀龙、王世贞古文辞学的影响,而开创日本古文献学。他认为“先王之道”的载体是《六经》,得“先王之道”,必须学习、研究《六经》,这种学问便称为“古文辞学”。先王们制作的“礼乐之道”,是礼乐刑政等制度文化的总称。“法天以立道”,道体现了天命。徂徕死后,弟子分为二,一是发展其汉诗文创作,二是继承其经学研究,如太宰春台等。太宰春台着有《六经略说》、《圣学答问》、《论语古训》和《诗书古训》等。认为“天地是一大活物”,一切为神所作为;神道是圣人之道的一部分。“所谓神道者,乃是在佛法之中加入儒者之道而建立的”,并否定日本历史起源于神创说。
    折衷学派是指朱子学以外的儒学思潮。片山兼山被称为此派之祖,他搜集秦汉以前的古书,折衷朱王(阳明)之学,认为“礼乐之德以诚而成”,圣贤君子所以成德功业,“皆以诚为本”。天地万物运行变化是天心之诚的体现。井上金峨主张折衷诸学说而取长补短。他着《经义折衷》,评点朱子学、阳明学、徂徕学。主张“学问之道,在乎自得”,自得就是自我与《六经》相对照,“折衷仲尼”。冢田大峰延续徂徕学的“先王之道”,认为治国安天下之道,在于经籍。他以文献考证方法独自注解经书。
不一样的儒学
    德川幕府在1868年被推翻后,儒学也丧失了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明治维新掀起向西方学习热潮,儒学被边缘化,造成道德退化、风俗紊乱。元田永孚主张在国民教育中恢复儒教。西村茂树认为要维系国家风俗和人心,就需要儒学的“道德之教”,而着《日本道德论》。学者黑住真提出,在近代日本,“儒教不仅参与了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其对日本的帝国化也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这是“某种近代日本儒教”的特例,而与中国、韩国、越南等国儒教异,也非“近世日本儒教”。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院长、《国际儒藏》总编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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