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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如此，马克思牢牢将新哲学奠立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在他看来，囿于自身理论建制的束缚，旧哲学有着根本性的维度缺失。这些哲学家们纯然基于理论视域去看待自身与世界关系，从而将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全部纳入到形而上学境域中，将之同一化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力图借此实现哲学对现实的中介。但究其根本，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首要地并非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P525）这实则是现实的人变革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对象化[gegenstndliche]是它的本质结构亦即最为基本的内容规定。这个过程内在地就蕴含着主体与客体亦即人与世界关系之具体的现实的统一。一方面，物质世界有着独立于人们之外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性。“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10]（P8）作为本源客观实在，外部世界是人们生产生活之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以对象化的劳动实践为中介，人们不断推动着物质世界由自在形态到自为形态的转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9]（P274）“精神上的二重化”是人们本质力量的理性自觉，他们力图改变世界以实现自身价值；“现实地二重化”是人们本质力量的实践自觉，他们力图按照真、善、美相统一的尺度，将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在变革实践活动中去。旧哲学耽于前者从而囿于纯粹理论视域去看待人们变革世界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因而就先在地撇除了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生活过程的丰富意蕴，进而封闭了整个现实世界的真实运动过程。针对此，马克思极力强调哲学与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辩证统一。“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P525）这就彻底击中了旧哲学耽于形而上学境域这一根本缺失。其一，将哲学首要奠立在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实则追溯到了哲学的物质根基；其二，将二者本质关系揭示为实践过程中动态的辩证统一，实则就破除了旧哲学自我构筑的超乎世界之上的形而上学幻梦；其三，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P525），更是彻底破碎了全部旧哲学的形而上学建制。如此一来，马克思就将哲学的发展真正扭转到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中来。 总之，基于以上对旧哲学前提的批判，马克思彻底消解了旧哲学一贯决然独立于世界之外的超验外观，原则性地克服了哲学漂浮于实践之上的维度缺失，哲学的发展因而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实践境域中去。极力关注现实、旨在改变现实的真理之路因而被革命性地开启。 三、旧哲学的终结与“改变世界”哲学的确立 旧哲学的终结是依其本性所必然导向的逻辑终局。全部旧哲学或隐或显地奉柏拉图主义为圭臬，致力于通过对世界的“事后反思”而赢获那“宁静的自由”。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双重效应。一方面，它确立了超越现存现实之上的珍贵品格；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它客观上蕴含着为现存现实辩护的隐秘的目的论诉求。事实上，也正是后者推动着旧哲学走向终结。耽于纯粹理论领域，旧哲学一贯将可能性超拔于现实性之上。如果纯然由着这一形而上的诉求，那么，哲学无疑配享“科学之科学”的至高权威。然而，如果我们超出旧哲学精心构筑的形而上学境域，那么，千百年来它呈现给世人那个“厮杀的战场”，无疑直接地意味着它陷入到了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二律背反，根本上则彰显着其非批判性和独断性。这甚至成为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哲学的耻辱”，这一“‘哲学的耻辱’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这个证明，而在于人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诸如此类的期待、企图和要求是因为在存在论上没有充分的理由却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件东西，从而应该证明有一个‘世界’作为现成的东西是独立于它和‘外在’于它的”[11]（P263）。这一诘责深度触及了旧哲学必然走向完结的“阿喀琉斯之踵”。问题不在于世界是否独立于哲学之外而存在，问题的关键是世界的存在根本不是一个纯粹理论问题。当旧哲学不但将之视为纯粹理论问题，并一再试图为之提供形而上学确保，它实则迂回在了完结的漩涡中。 关键所在是确立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实践根基，即必须将二者关系奠立在人们实践地改造世界这个物质基础之上。“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3]（P524）这就意味着，包括哲学的形而上学玄思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本质上都与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以及他们的社会实践相关联，归根结底是这个实践过程的产物和结果。“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P525）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们是自身精神生产的主体，思想和意识只是他们对物质生产生活过程的反映，只是作为物质前提的人们实践活动的“必然升华物”。正是如此，它们根本上就没有自身的独立性，“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2]（P591）。因此，思维和意识不但不是第一性前提，反而是以物质世界的存在为前提，并随着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以及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这就不但扭转了为旧哲学所颠倒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实现了对这一问题既唯物又辩证的回答。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这条唯物史观原理的确立，彻底破除了旧哲学对世界的先验构造，为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世界观基石。 不仅如此，这条原理还进一步从实践层面破除了旧哲学解释世界的先验性。它实则指出了一条新的哲学道路。既然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精神生产，都不过是奠立于物质生产生活之上并随之发展的结果，那么，对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解决，就不能像旧哲学那样从思想和观念出发而诉诸于纯粹理论批判，而必须牢牢从物质生产生活出发，“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2]（P592）。因此，只有从当下社会现实出发，对其固有的矛盾展开彻底解剖，才能真正使得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得以解决。对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来说，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是时代的问题轴心。通过对市民社会不断深入的唯物辩证法解剖，马克思确证了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并且找寻到了工人阶级遭受奴役的根本原因。惟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私有制进行实践改造和革命变革，才能打破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才能终结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物、劳动与资本、工人与其产品的异化关系。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不但超越了旧哲学的先验体系，而且把哲学创造性地改造成了对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科学求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