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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说建立在灵魂不死的观念基础上。人们尽管可以怀疑这种观念的基础，但并不能动摇回忆说所揭示的路径的普遍意义和恒久价值。因为谁也不能否认，人类的生命中蕴含有宇宙的基本法则；若能反身觉悟，的确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可靠基石。当然，“回忆”一词正如黑格尔曾指出的不免有些“笨拙”，不及中国哲学“体认”之类语词贴切。 二、胡塞尔的“还原”法 公元5世纪，皮浪主义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观点仍在流行。奥古斯丁在《论自由选择》中予以驳斥，指出怀疑者至少不能怀疑自己的存在。至17世纪，笛卡尔认为神学、科学、哲学诸领域既有知识的可靠性均值得怀疑，必须接受理性的重新检验，但有一条真理，即“我思，故我在”，它是如此确定，连怀疑论者最为极端的假设也不能使之动摇。于是成为他全部哲学探索的出发点或不可怀疑的第一原则。 在《方法论》的第二部分，笛卡尔阐述了四条规则：其一是“绝不接受任何东西为真，只有当我确定它是如此时，才接受它”；其二是“将我所考察的每一个困难，都按要求分成尽可能多的小块”；其三为“从最简单的和最容易认识的东西入手，以逐步认识更复杂的”；最后是尽可能详细、全面地考察所有东西，以确保无一遗漏。[4]14第一条是秉持怀疑和批判的原则，后三条按顺序由分析方法过渡到综合方法。第一条仿佛清理地基，所谓清理也可以说是还原；后三者只有在清理过的地基上运用才有意义。 皮浪的怀疑主义是一种文化解构主义，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则旨在重新建构可靠的知识体系，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致力于寻求确定性的知识，让笛卡尔远绍柏拉图而选择反身内求的方式，探索心灵中的天赋观念和天赋能力，为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看来，心灵与生俱来便有一些不证自明的观念，包括数学公理和普遍原则、上帝观念等，这些是灵魂在自身之中发现的原理，同时灵魂还具有天生的认识能力和禀赋。二者形成主体的认知结构，成为获得确定性和真理性知识的逻辑前提。所谓“我思”就是指这种认知结构的运行，亦即以意识活动本身为对象的自我反思。 笛卡尔倡导的主体性原则在康德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确立。康德考虑到经验论者（如洛克、休谟等）的主张所包含的合理成分，于是将上帝存在、灵魂不死之类观念作为“公设”处理，转而直接从考察人所固有（先天）的心灵能力入手建立起批判哲学体系，对人类在科学、道德和审美三大文化领域的建构进行了深层的阐释，远远超出了认识论或知识学的范围。 仅就人的认识活动而言，康德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的获得是主体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纳入于先验的形式和范畴中加以整合的结果，因而其命题的一般逻辑形式是先天综合判断。数学运算法则就是如此，其先天性为人们的共识，但两数相加之和实是由直观而来，并非分析而得，所以是综合判断；数学中的几何是事物的具体形状被人先天构造出来的图形所规定。物理学的发现固然大多是基于实验结果的综合和归纳，但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实验都是按照理性的设计而做出的，所以也不例外。在康德看来，伽利略等科学家懂得“理性只是洞察到它自己按照方案造出的东西，悟到理性必须挟着它那些按照不变规律下判断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所提的问题，决不能只是让自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5]241 批判哲学又被称为先验哲学，表明康德对于先验之维的重视。它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先验感性论，感性直观的先验形式是时间和空间，其质料是被给予的感觉材料；二是先验知性论，主体通过先验图式建立先验范畴与感性材料之间的联系，再基于先验统觉将感性材料综合成系统的科学知识，这种综合过程又可细分为三阶段，即直观的、想象的和概念的；三是先验理性论，这一层主要为先验理念，以及将知性范畴运用于理念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先验幻相——由于理念并非时空中的对象，因而不能通过范畴规定和把握。由此可见，主体其实是一个具有三层心灵能力的先验自我。 尽管康德对主体自身的解析较之前人更为细致和精密，但他认为与理性相对应的逻辑形式是推理，且运用推理的形式可以达到最高的理念，如直言三段式指向“灵魂”，选言三段式指向“上帝”，等。也就是说，虽然康德意识到它们超出知识范畴，却仍在企求通过逻辑方式解释其由来。这样，先验理念对他来说仍是对象或他者，实际上不及柏拉图所言之真切。也正因为如此，一旦转向道德领域，康德就只好求助于所谓的“公设”了。 胡塞尔的现象学在笛卡尔和康德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主要不在于它对先验自我的认知增加了多少，而在于他对如何达到先验自我的路径有了更具体的觉察。在西方哲学史中，现象学的方法也许较之它的基本观念更具有创新意义和经久价值。我们这里最为关注的是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及与之相关的本质直观。 在胡塞尔的著作中谈到过许多“还原”，但主要是先验的还原和本质的还原。由于论述繁多，难免存在含混或让人难解之处。我们不妨按照其“描述心理学”的潜在逻辑，同时直面事物本身，尝试作一层次化的解读。① 先验的还原又可称为“括号法”或“悬搁”，②即把一些意识内容放进括号中悬搁起来，暂时中止它们的作用。它包括历史的括号法和存在的括号法：前者是基于怀疑一切传统知识的可靠性而将它悬搁起来；后者是不认同以外部世界存在于意识之外的常识，用不作判断的方法使所有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世界的断定都失去作用。通过这两重悬搁，前人流传下来的间接知识和当下对外部世界的直接感知都被清除干净，心灵就犹如一面一尘不染的明镜，只留下“纯粹意识”本身。应该说，这两重悬搁在笛卡尔、康德的哲学研究活动中都曾成功地运用过，只是没有如此明确而系统的论述而已。 参照我国对心灵的体悟最为深刻和严密的庄子哲学，如果说历史的括号法相当于“去知”即解除既有知性观念的桎梏，那么存在的括号法就约略相当于“离形”，即解除感性官能的蒙蔽。现在该如何“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呢？“去”与“离”均为“破”，止步于此便是彻底的怀疑主义；庄子不然，他落实于“同”。胡塞尔也不然，他进而强调“本质的还原”，旨在“立”。在胡塞尔看来，纯粹意识流动不居，要把握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绝对真理，就必须洞察纯粹意识现象的内在“本质”和“结构”，即先验的“纯粹观念”和“纯粹逻辑”。这就是本质的还原，约略相当于《老子》中所讲的“观复”、“知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