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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还认为儒学在历史上对民族精神发生深刻影响,是与不断对儒学经典作出新诠释相联系的;儒学在现今要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资源,也需要对其经典进行再研究。有学者通过对《春秋》三传的研究,指出人们对于孟子所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有误解,其实是“‘礼’亡而后《春秋》作”;方旭东(上海师范大学)认为所谓“《近思录》四子之阶梯”的四子不是指《四书》而是指周张二程,《近思录》编纂并非以朱熹为主,而是朱熹和吕祖谦互相妥协的结果。还有学者对《论语》中“高宗三年谅阴不言”作了考证,指出此话的流行是政治事务的需要使然。另外,还有学者试图结合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通过与西方哲学发展的对照,提出以易为本体构建新的哲学体系。 儒学要真正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性因素,还必须经过有效的教育途径影响整个社会。因此,不少学者关注通过有效的教育途径实现儒学价值。有学者认为,在思想性与通俗性统一的基础上,大众媒体和学校教育双管齐下,是普及儒学的基本途径,尤其要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有学者以儒学的“大学之道”来映照当代大学教育的缺失。他们强调通过教育来落实儒学精神与普世伦理,提出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四方面统一来推动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郭美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