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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民间儒学在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要重视儒学的草根性的一面。比如我个人出生的家庭是小小儒商的家庭,我祖父文化不高,但在武昌高级商业学堂,又叫武昌高级商业甲种学堂读过书,那时能上高商的人很少。他从那里毕业,当过湖北美专总务科负责人。我父亲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因为他是老大,他要出去谋生。我祖父在我们那一带,在武昌城边八铺街、新桥街到板厂街那一带,属于社会贤达。抗战时武汉沦陷,日本人来的时候,要他做武昌市(当时叫武昌市)商会会长,他坚决不干,我父亲设法把他安排到汉口法租界里去,躲起来了,住了一段时间。祖父隐退后,做粮食与木板生意。解放初期我祖父在街道办业余夜校,教老百姓识字。他是民间性的儒生中的一员,不是精英,是一种生活化的民间性的儒商,教育子孙做到仁义忠信。他是新派,懂英文、数学,让后辈读《古文观止》。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民间老百姓的心灵仍保留了不少传统的价值观念。1968年11月我到天门下乡的时候,我们知青“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去斗“地富反坏右”,老百姓用的就是他们所学的蒙学读物或者《朱子治家格言》的东西,或者就是传统戏文中的,说书的、皮影戏中的价值观念,来化解我们的仇恨心理。他们的意思是,你们下乡知识青年要斗的这些“地富反坏右”,其实不过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他们的祖上也做过好事。是他们化解了我们斗争的心理,非常关心我们,虽然那时物质生活匮乏,但仍尽量送我们吃的与必需品。他们以爱心感染了我们。1970年7月后,我当了八年工人,我在社会的底层生活,有不少朋友。我在湖南株洲化工厂实习培训时,曾挖过防空洞,学习修电动机。我感觉工人师傅身上带有的文化密码,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做人之道、做事之道。有很多人很优秀,做人很正直,很关爱别人,忠孝节义的东西还保留着。这些人基本上是在与草根儒学相联系的氛围中成长的。我觉得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优秀文化与道德价值还是我们的基础。这是我们对民间儒学再生的期待。作为我们今天法治社会的文化层,文化土壤,我们需要这种东西。传统儒家社会基本价值的改造与创造性的转化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刚才讨论中也提到了儒家观念制度化的问题,传统社会中的儒者如何面对制度建构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面对传统的专制社会,儒家倡导的是一种软化的开明的柔性的专制,而不是刚性的,或者说儒家所起的作用是减缓了专制的残酷性。 张曙光:像父亲一样的专制。(众人笑) 李德顺:像慈父一样。 郭齐勇:不是,儒家也有抗议与抗争,如对“苛政猛于虎”的批判,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社会不公的抗议。我的意思是说,至少是像MIT(麻省理工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白鲁恂先生谈到的:在西方坚持等级化、贵族化很森严的世袭政治、贵族政治的时候,中国已经通过了多次制度改革。这些政治改革保证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推行,把教育开放到民间。民间贫苦的不识字的农家子弟们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参与最高政治,由布衣而三公。这种教育公平与政治参与机会的相对公平,文官政治制度化的建构,是中国和西方文化很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儒家对中国制度文明建设起到的一个良性作用的方面。一直到今天,高考即使有弊病也不能废除。为什么?因为它还是相对公平的一个东西。我们这些人所以能够上大学,还是得益于传统的这个制度。 牟钟鉴:恢复高考。 郭齐勇:不恢复高考我们就没有机会上大学。所以,儒家在制度文明建构方面也是有许多有价值的贡献的,包括对社会弱者的关爱,对于鳏寡孤独残疾者的关爱。去年我们有汶川大地震,大家心灵受到震撼,奉献仁爱之心。其实荒政是我们的传统,《周礼》里面就有,《孟子》里记载,梁惠王就讲到“移民就谷”。对于贫弱者,社会济赈救灾,政府有义务对贫弱者关爱,这是一方面。这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是没有的,而在我们儒家的经典中比比皆是。就是说,儒家理念有很多被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和专制主义划上等号,一笔抹杀掉。最近几年,我一直在讲儒家政治哲学、社会理想与制度文明的关系问题,也有几篇文章。比方从《盐铁论》到《白虎通》——儒学在汉代制度文明中的作用就值得研究。我平时讲过教育制度、文官制度、法律制度,财产权、容隐权与私人空间的保护,养老恤孤扶弱制度与荒政等,儒学观念是如何制度化的,有哪些方面的不同作用与意义等。 另一方面,儒生一旦进入政治系统,或者在政治系统之外,他们就往往带有批评性。孟子讲,有官守,有言责。我看了朱子传,很感动。朱子在知南康军的时候,星子县等县发生了大旱灾,他是如何心急如焚啊,动员了很多社会的力量,批评了当朝,写札子并直接面斥皇帝,为南康地区,也就是今天庐山那一带的小民的利益,争取了很多很多资源,使他们度过了灾荒。后来朝廷让他去浙中治水灾,他也是很下力地去抑制豪强,去奔走呼号,为小民争利。一旦儒生参与政治,或者他在政治的边缘,或者在外面,都为小民的生存权去斗争。儒生、儒学、儒家、儒教所起的作用都不是我们今天能一言以蔽之的。 我觉得,对于儒家,在方法论上我们不能太抽象化地看待,还是应该具体化地来讨论,传统的儒生、儒家、儒学、儒教在中国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面特别要关注民间性儒学和草根性儒学,还要关注儒学在制度文明建构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儒家、儒学在我国几乎跟伦理共识、族群认同、终极性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它是渗透到中华民族血液中的东西,这恐怕不能低估。 (录音整理:朱其永 罗容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