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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文化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儒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却是一个因时而异、常讲常新、纷无定论的活话题。由于每一时代的人，所处的语境不一样，评价的尺度自然也就不一样。我们今天探讨儒学的价值，不必拘于前人的见解，但不能不对前人的见解有所了解。弄清楚儒学在前天和昨天的境遇，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儒学的价值，无疑是有帮助的。 对于古代儒学，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 所谓“前天”，是指中国古代社会。那时儒学很风光，被加以神圣化。借用鲁迅的话说，帝王们用种种白粉，把孔子打扮起来，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神圣化是那个时代评判儒学的基本维度。 儒学的神圣化过程，发端于汉代。历代君王对孔子的追捧，层层加码，直至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在古代中国，读书人读的主要是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从儒家经典中出题，没有哪一家的影响力可以超过儒家。那时，骂佛祖，骂老聃都没有关系，唯独不能骂孔子。如果有人骂孔子，将受到法律的惩处，罪名是“非法无圣”；将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视为“士林败类”。 对于儒学来说，被神圣化未必就是福音。由此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儒学被误解为只是一种帝王文化，而遮蔽了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面。儒学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现象，不能把它等同于帝王文化。对于古代儒学，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 第一，有作为学理的儒学。儒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原理，体现人类性或合群体性，具有普适价值。在先秦时期，孔子通过反思“礼坏乐崩”现象，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学，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建立了组织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孔子创立的儒学，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不是官方哲学。后儒讲论儒学，也不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有许多人是当作学理来研究的。 第二，有工具化的儒学。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儒学从一家之言上升为官方哲学。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主导地位以后，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而是有多种声音。 第三，有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先秦以后，的确有些儒者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讲论儒学，推动工具化的儒学，但并不是所有的儒者都是这样做的。有相当一部分儒者并不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讲论工具化的儒学，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讲论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陈献章、王艮及其从学弟子，大都是抱着这种态度。在王艮的弟子中有许多人就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讲论儒学，不抱有任何功利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命立身”之地。儒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树立道德理念、处理人际关系、凝聚民族群体的理论依据。作为生活信念的儒学，有别于贵族化、制度化、政治化的儒学，可以称之为民间儒学或草根儒学。这样的儒学，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 前天把儒学神圣化，昨天把儒学妖魔化，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于帝王文化 所谓“昨天”，是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革”的一段历史区间。那时儒学遭到了劫难，被妖魔化了。随着封建帝制的覆灭，儒学失掉了神圣的光环，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妖魔化成了评判儒学的基本维度。 五四以后出现了两次批儒浪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由吴虞、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掀起。不过，他们批儒影响力，远没有后来编写的教科书说的那么大。它的影响所及，极其有限，而且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胡适在3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说儒》，对儒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批判矛头，其实仅指向工具化的儒学，并非全盘否定儒学。李大钊说：“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选集》80页)在这里，他把“孔子之本身”同“孔子之偶像”区分开来，明确表示只抨击后者，而不是前者。在“左”的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五四时期的批儒浪潮被人们夸大了，称之为“打倒孔家店”运动。其实“打倒孔家店”并不是当时流行的口号，乃是后人编出来的。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并没有成为口号，近似的说法是“打孔家店”。胡适曾在为吴虞的书作序时，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只说过这么一次，并且没有用“打倒”二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