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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孔子重建礼仪之道的努力 春秋时代的诸夏霸政，严重挑战了周天子的“王权”地位，王道的主体资格逐渐被霸主共享。由于王道来源于天道(天命)的支持，随着王道主体资格的下移，践行“道”的主体距离天道也就越来越远。孔子青年时代，郑国执政官子产发出了“天道远，人道迩”的感叹。“正可用来说明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的过程中，从‘天道’转向‘人道’是一个关键性的发展。”(12)葛瑞汉指出：“中国人的问题总是‘道在何方？’中国思想家孜孜于探知怎样生活，怎样治理社会。”(13)对于孔子来说，要重新建立规范国家和个人生活的道，首先要搞清楚谁是礼仪之道的担当者？礼仪之道又为何会出问题？ 毫无疑问，从《论语》等文献可知，孔子认为，礼制的崩坏是导致天下无道的直接原因。贵族是礼仪之道的担当者，贵族对礼的认知态度与践行程度是决定礼仪之道是否行于天下的根本。贵族不能担当礼仪大致有四个递进的原因：浑然不知；知而不守；守而不敬；敬而不笃。前引齐国大夫庆丰没有礼仪教养被人耻笑即为不知礼的表现；鲁三桓不可谓不知礼，但“八佾舞于庭”、“三家以《雍》撤”则是知而不守之证；“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则透露出“守而不敬”的问题；“颜回三月不违仁，其余期月已矣”则显示了“敬而不笃”的难度。既然违礼必然导致无道，重建人道礼仪秩序必然从知礼仪开始。朱熹曰：“礼者，道之所以行也。人违道与否，不可得知，但已博文约礼，由其外以测内，亦可以不致违道。”一个人的修养首先通过外在举止言行展现出来，博文约礼的人，不会违反人道。“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使行为不超出礼的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即可不违礼。 知礼守礼须以学为前提。《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指明了全书教人学习之本旨。孔子一生学而不厌、教而不倦：自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于丘者，未有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教育弟子与儿子要学诗学礼，“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一切美德均建立在学的基础上，“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一个人如果不好好地学，又想具有多种美德，就流于空谈。学有先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做到孝悌忠信等做人的礼仪规范后，再去学习知识。学习要培养兴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还要以认真的态度、坚韧的毅力去学习，“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要做到“温故而知新”，“举一反三”。时至今日，孔子的教育思想仍被教育者所奉行。孔子兴办私学，以诗书礼乐教三千弟子，正找到了礼仪之道的重建之路。 虽然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对礼知而不守，从而导致礼仪的空泛与流弊，但是孔子依然主张要保留礼仪形式。例如，周代有告朔之礼，天子冬季颁发给诸侯历书，诸侯藏之宗庙，每月初一杀羊祭于庙，然后听政。鲁国自文公始，国君就不亲往宗庙告朔，但有司杀羊祭祀之礼犹存。子贡认为，既然国君已经不尊礼，何不去掉杀羊的仪式。孔子不同意子贡的看法，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只要礼仪还在，自有恢复之日。如果去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如朱熹所注：“然礼虽废，羊存，犹得以识之而可复焉。若并去其羊，则此礼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14) 有的贵族不尊礼而行，有的则执礼未必真诚。礼的本质是执礼者在礼仪中体现出来的教养，而不是礼仪的奢华，更不能为了执礼而执礼，而导致礼的虚伪。弟子林放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赞赏林放问的好：“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一般的礼，与其铺张奢侈，宁可简朴；丧礼，与其礼仪周全，不如内心哀戚。孔子主张的礼仪是在仪式与情感之中寻求恰到好处，不能铺张浪费，也不能只顾仪式流程而忽视执礼者内心的感受。如果让孔子选择，他宁愿选择简朴的、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的礼仪。真正的礼仪之道需要执礼者真诚而庄严，而不是专注于豪华的排场与物质奢华。孔子批评那些只做表面文章的现象，“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难道礼乐只是那些玉帛与钟鼓吗？“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如果行礼的人不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情感，那行礼还有什么用呢？ 孔子相信，人性之中有一种真诚的向善力量，谓之仁。坚定行善的志向，把仁作为己任的人，可谓仁人志士。孔子以仁入礼，给礼注入了真诚与向善的精神动力。但始终坚持以真诚向善与敬畏之心执礼，是非常困难的，唯有弘毅之人方能当之。一旦选择“仁以己任”，就意味着承载了礼仪之道的重任。在践行仁德的道路上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风雨兼程向前进，“死而后已”。“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子罕》)无论是宰我白天睡大觉，还是子夏游离于仁德与风华之间，弟子们始终不能动摇孔子之道。 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说，孔子之道并没有考虑交叉路口所隐含的“多重选择”，孔子思想就是一条没有十字路口的大道。“毫不奇怪，‘道’的概念与孔子的中心概念‘礼’十分相近。对孔子来说，‘礼’是伟大礼仪的明确而细致的模式，那种伟大的礼仪就是社会交往，就是人类生活。从直道而行的意象转换到恰当地遵循礼仪，是一件轻而易举并且颇为亲切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把‘礼’想象为‘道’的地图或具体的道路系统。”(15)芬格莱特认为，孔子之道说明人是礼仪性的存在，正是在平凡而神圣的礼仪中，人性才彰显出价值与尊严，而寄予礼仪神圣性的正是真诚而向善的仁德。史华兹对芬格莱特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西方式的“心理学偏见”的错误在于单纯强调礼的行为性，却忽视了执礼者本身内在的、心理的或主观性的本质。(16)事实上，芬格莱特解读的礼仪的孔子并没有忽视内心的情感。道的正确与伟大必须落实到行为中，而礼仪本身带有敬畏与真诚，即包含了执礼者本身内在心理的或主观性的本质。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宪问》)学至于仁，则善有诸己而大本立矣。然莅之不庄，动之不以礼，则礼仪也不能起到典范意义。可见，礼仪周全是体现仁德之载体。孔子重建礼仪之道的做法就是给礼仪注入仁的真诚力量，从而打造出一条仁为精神动力、礼为实现形式的新礼仪之道。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至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从天子的王道，到诸侯之道，大夫之道，再到陪臣之道，道不断下移，可以担当引导社会责任的主体越来越多，社会也越来越乱。孔子对历史治乱的深刻分析与对贵族礼文化的熟悉，使他认识到，只有士人奋起担当起社会责任，才能使“文武之道不坠于地”。孔子深信，道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专利，而是每一个具有担当意识的人应有的文化自觉。“道不远人”(《礼记·中庸》)，就在我们身边；“人能弘道”(《卫灵公》)，只要以坚韧毅力学习，即可成为君子。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诗书礼乐的文化教养，把古代贵族赖以标识的礼仪之道转移到有志于君子之道的所有人身上，创造性地把贵族之礼转化为普通民众可以共享的文化资源，彻底打破了宗法贵族对礼仪之道的垄断。 从孔子开始，“君子”一词已经由居于上位的宗法贵族转换为引领社会风尚的社会精英。谁能以自己的礼仪教养引领社会风尚，谁就可以称为君子。孔子与他的弟子，诵诗书、习礼乐，教人以学礼为首务，只要以真诚、敬畏之心执礼，即可再现庄严神圣之礼仪。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知道羞耻才能走上正途。庄严神圣的礼仪照耀他人、引领风尚，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 春秋晚期，“仁”之难行，“礼”之崩坏，儿子弑父、臣子弑君的事情仍在发生。孔子的努力并没有在当时社会产生多少实际影响，但他整理的六经，教育的弟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已经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与不竭的动力。孔子后学继续沿着孔子开创的仁礼融合的礼仪之道前行，以实际行动诠释“人能弘道”的教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