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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显然，这些问题涉及到西方思想中那使“思”成为“逻辑”的决定性的一步。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西方哲学典型地是在沿着这一步确立的基本方向上通过概念逻辑来“运思”或“言说”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每一次重大的转折大都需要借助逻辑上的某种突破。从培根的归纳逻辑对传统演绎逻辑的批判，到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作出决定性的巨大努力去克服传统逻辑，再到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用逻辑分析拒斥传统形而上学，逻辑的优势地位一直伴随着西方哲学的历史。这决定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语言方式和思想方式。应该说，不是一种单纯的对逻辑的兴趣，而是某种更加原始的对智慧和真理的热爱，使逻辑在西方哲学家那里获得了“不断增长的”优势地位，逻辑一向被看成是“思之学”。海德格尔精辟地指出，“逻辑在今天仍然统治着我们的思和说而且从早期开始就从根本上附带规定着语言之文法结构从而附带规定着西方人对一般语言的基本态度。”[2](P121) 然而，由“逻辑”定向的“思”，使得古希腊人始源性的爱智经验中“思”与“存在”的“内在相属”和“原始统一”被瓦解。这种与存在相属或统一的“思”，是非逻辑、非概念的“思”，它原本就是希腊人“与存在合一”（爱智慧）的一种诗思（诗意居栖）或史思（历史此在）。在这种纯朴的“思”中，存在的“真理”之“亮光”得以敞明。然而，“逻辑”的出现即已意味着“思”与“存在”的区分已经实现，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获得关于思的形式结构并使思之规律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展现。“思”被纳入“逻辑”的工具化构架之中，“说”也就成了概念“陈述”。“逻辑”的不断增长的优势地位最终使得非逻辑的“思”在哲学中没有任何地位，这造成了“对思的误解和对被误解的思的误用”，它遮蔽了那真正的与存在“内在相属”或“原始统一”的“思”。海德格尔指出，二千多年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对思的误解和对被误解的思的误用”。这是“思之迷途”，它因“逻辑力量”而征服人心，以致于到今天长期将逻辑思维和理性算计“误解”且“误用”作真“思”的人们实际上“尚未学会思”。海德格尔面对此问题时提出了“思”之任务，他写道：“克服流传下来的逻辑并不是说要废弃思而让感情统治一切，而是要进行更加原始，更加严格的与在相属的思。”[2](P123) 我们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思考希腊人的爱智慧是如何转变成哲学－形而上学这样一个哲学系谱学问题的时候，碰到了语言和思想的“逻辑力量”对哲学之“思”与“说”造成的重累。它从语言方式或话语类型上透露着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内在奥秘，与柏拉图通过反对诗歌来强化哲学的话语权力实际上是异曲同工。显然，我们只能通过真的、原始的“思”，才能克服这种由于对思的“误解”和“误用”所造成的重累。 亚里士多德逻辑强调一种有根据的“思”和“说”，这种“逻辑”之源应可以回溯到被希腊人视为“智慧”本身的“逻各斯”。这是西方思想在其希腊本源处经历的一次重大的断裂。一旦逻各斯演变为逻辑，“合逻辑的”变成了“思”的本质，“逻各斯”与生活同在、与生命内在关联的希腊古义（海德格尔诠释这古义应为“采集”）也就被人遗忘了。“逻各斯”成为“逻辑”，既是“在与思之相属（原始统一）”到“在与思之分离（彼此对立）”的“思”“路”歧变，又是“语言”由希腊人原始“道说”之“老家”中的“出走”，它形式化为“陈述”工具，不再属于“存在的老家”。这甚至造成了我们今天日常语言、科学语言与哲学语言的彼此分裂，甚至同样一个词（如“是”）在它的日常用法、科学用法和哲学用法中都各各不同。 因此，逻辑在“思”之维度获取优先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通过对“言说”（或者“语言用法”）的逻辑思考进入“存在”问题的境域，这就是所谓的“反思”。既然“逻辑”是一种有根据的“思”与“说”，那么对“思”与“说”之统一的工具展现——“语言”——的逻辑思考必然会涉及到作为“根据”之“根据”的宏大课题。我们愈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之逻辑形式构造的奥秘就越是呈现于我们的面前。对哲学自身而言，这无疑应当成为一个审查哲学“家谱”的不可或缺的“视界”：正是逻辑的合理运用在“反思”中使哲学的主题凸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