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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发表文章说，中国自古就有蔑视知识的传统。“反智”的氛围一直弥漫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反智论”并非中国本土词汇，而是译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自古就存在。 “反智论”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是对“智性”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以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有害而无益，抱有这种态度的人叫做反智性论者；另一方面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轻蔑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被称为反知识分子。古代中国“反智论”代表是法家与道家。 道家主张愚民术，法家公开“焚书”。老子认为，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识就无法控制了，所以他公开主张愚民。从老子思想中演化出来的黄老学派，与法家思想交融，深化了“反智”思想。老子的“反智”思想只是抽象的观念，而法家则将“反智”贯彻到现实政治中，“焚书”便是法家“反智”政治思想的归宿。法家对知识阶层的摧残与压制达到了极致。而儒学法家化：读书人也自我贬低。如龚自珍、郑板桥等知识阶层人士，在言论中排他性地抬高“农民”的地位，极度贬低“士人”的地位，竟然有“负心多是读书人，农夫才是第一等”这样的诗句。 晚清以来，中国从闭关到开放，逐渐融入世界。传统文化中的“反智主义”思想，在新的思想文化环境下开始演变。从刘师培到瞿秋白，他们的思想演变显示了中国“反智主义”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轨迹。近代的“反智”思想与俄国民粹主义中的“反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式民粹主义。核心思想是推崇体力劳动，主张人人从事劳动，轻视脑力劳动。如瞿秋白《知识是赃物》的理论来源是普鲁东的“所有权就是盗窃”等观点，明显是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反智主义”从推崇劳动人民开始，以贬抑知识分子而告终，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反智”的思想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更有独特时代的烙印，与民粹主义难分难解，最终陷入民粹的洪流中。近代民粹主义中的“反智主义”随着近代革命的推进而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形成了左右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给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以“反智”为特色的近代民粹主义几乎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经过一场场运动与革命的洗礼，中国的精英文化出现断层。 学者汪敬虞认为，传统“反智主义”对“士人”阶层的贬低，使得“士人”阶层丧失了独立人格，不得不走向依附体制的道路。近代民粹主义下的“反智主义”将知识分子划为社会最底层，即所谓的“臭老九”。这种行为使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集体失语，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体堕落对当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形成了“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文化格局。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号召大家向农民学习，并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略去特殊的政治考量不谈，仅仅从事实评价的角度看，这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创的向下学习风潮，不仅没能解决中国城乡的三大差别，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知识断层。农村的“广阔天地”最终给一代人留下了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伤痕。 尽管农民具有诸多优良品德，但也不乏各种毛病，号召全体国民向下学习，根本无法提升国民素质。相反，在这个过程中，各类丑陋现象竞相出现，知青们的农村印象并不佳。为了回城，大量知青开始“走后门”，给掌权者行贿。法国学者潘鸣啸认为，正是这种向下学习的过程败坏了中国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很多人挂着“为民请命”、“为穷人代言”的羊头，卖“钱权交易”、“政治腐败”的狗肉。 正视传统和历史，我们应该重视底层的传统文化，更应该重视贵族文化和精英文化，人类应该向上学习，向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学习，高雅的东西不应该是被打击的对象。用高雅的文化引导人，让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与品位，让生活有格调，向上学习而非向下看齐，转变思维方式，这才是中国通往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