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绍培 文/图 到住在中山大学附近的李锦全先生的家里，要穿过一个不大不小的超市，这有点像是大隐隐于市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李锦全先生家里的客厅就像是一个图书馆，不用说靠墙的书柜里塞满了书，就连屋里的沙发、座椅和床上也都堆放着很多报刊书籍，这当然是为了让阅读变得唾手可及。对于这个88岁高龄的老人来说，读书作为一种多年养成的习惯，现在也已经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客厅的中央挂着一副对联，上书“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似天上云卷云舒”，这不仅暗示着主人曾经有过的人生经历，也意味着主人欣赏的一种人生态度。另一面靠墙的柜台上摆放着观音，李锦全说是他的妻子供奉的。在南国下午的暖阳里，李锦全先生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他讲了太多的往事和细节，在记者并不觉得好笑的地方会笑出眼泪。他并不掩饰他的某些情绪。比如他说，你知道我当了多少年的讲师吗？我当了22年的讲师。在谈及宗教的话题时，他说他对于宗教既不是信也不是不信，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来研究。他似乎早就想到记者会跟他谈到教育的话题似的，早早就在手边准备好了他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高中国文》课本，证明当年的中学教育有现在难以企及的地方。1926年，李锦全生于广东东莞。退休前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广东儒学研究会会长，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在南国早春的氛围中，记者看见了一个经历坎坷的学人平静而安详的晚年。 1 “儒教”应该理解为儒学之教化 记者：中国有没有宗教，尤其是儒家是不是宗教，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我们知道，一些西方学者把中国称之为“儒教文明”的国家。但是，您很早就写过文章，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因此也没有什么儒教。今天您还是这么认为的吗？ 李锦全：上个世纪80年代，任继愈坚持在宗教的意义上使用“儒教”这个概念，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因为儒家也有关于创世论的思想，就以为它是儒教；不能因为有些儒学哲学家有宗教信仰，就认为儒家是宗教；在封建王权独尊的历史背景下，儒家也没有演变为宗教的条件……我的这些观点，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也很难再改变了，因为我已经老了，写不动文章了。 记者：那您怎么看待亨廷顿把中国称之为“儒教文明”的国家呢？亨廷顿是按照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教文明等等来划分世界的…… 李锦全：如果说，一定要使用“儒教”这个概念，那么，我的主张是从教育的意义上来看待它。儒家指的是一个教育团体的意思；儒学一开始建立的也是一个教育阵地；儒教指的应该是用儒学思想来教化大家……但是这与宗教的意义都不相同。如果儒家要成为宗教，那么就应该把孔子打扮成为教主并加以神化，但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儒家的名教思想也只是一些道德伦理而不是宗教教义；儒学吸收了很多宗教思想确实不假，但是，这并不等于是儒学的宗教化……所以，我的看法是，西方学者用“儒教文明”作为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的标识，那应该理解为儒学教化了这个地区的人民，而不是儒学是宗教的意思。 记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文化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出现了“国学热”，“新儒家”也很活跃。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现了“孔子学院”。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呢？ 李锦全：应该看到，“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跟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有关。“孔子学院”其实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学院，不仅仅是讲孔子和儒学的，不过是叫一个孔子的名字，毕竟孔子的国际知名度比较高嘛。在国内，国学以及儒学确实也热了很久，孔子从过去受到批判转变为受到尊重，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孔子的“仁学”是一种以强调和谐、协调、平衡等为价值取向的政治伦理学说，中华民族在儒学的熏陶下形成了克制、礼让、平和、内向等传统的心理性格，所以尊重孔子以及儒家文化，有积极的一面。我不大同意有些人说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只是一个封闭性十足的自足系统，事实上它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机能和适应性较强的文化系统，对于外来文化的传入和别家思想，儒家思想往往能够经过逐步融合而加以消化。它的民本主义思想，特别在社会变革的转折关头，对专制君权多少会起到一些抑制和抵消作用。在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些思想也是有帮助有价值的。所以说，孔子和儒学都有积极的一面。 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个倾向，就是过于强调或者肯定了孔子以及儒家。有些学者主张把中国哲学史写成孔子思想发展史，全盘肯定孔子以及儒学，我认为是不对的。好像深圳有一个新儒家的学者，他甚至主张按照过去的那一套来搞体制改革，我觉得简直是匪夷所思，根本行不通的。对这些人的主张其实应该警觉。 记者：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维明，是主张对于儒学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您也写过文章要推陈出新。那么，您认为儒学在当代应该怎么推陈出新呢？ 李锦全：儒学的推陈出新是一个老课题了，很多人都提出过各种设想，也有一些实践。比如说新儒家都认为可以从儒学的“内圣开出外王”的民主与科学。唐君毅等人就认为儒家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等思想，是民主政治思想的根源所在。杜维明是我的老熟人，我们过去在一起开会交流比较多，我知道他的想法。但是，林毓生认为儒家思想虽然可以跟民主思想不相冲突，但它本身并不必然发展为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我认为林毓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认为推陈出新，其中主要的意思还是要批判性继承，推“陈”可能更为关键，因为儒家思想很多好的和坏的东西杂糅在一起，要小心翼翼地加以区别什么，不能一说“出新”就全部接纳了。所以，批判性继承，批判性在前面，否则什么都被继承下来，也不是什么好事。 2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懂得辩证法思想的人 记者：我发现您在学术生涯中，除了对儒学的研究比较多，对老子似乎情有独钟，而且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老子思想有特殊的价值…… 李锦全：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儒释道三家都要关注。我对于老子谈不上是情有独钟，不过是觉得他的很多思想非常深刻，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有很多现实指导意义。“全球化”是世界演变的必然趋势，带来的问题又多又复杂。怎么应付？需要我们回头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启发今天的人们思考。儒家讲“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墨家讲“兼爱”、“非攻”以及“非命”、“尚力”。法家的韩非子主张“当今争于气力”。至于老子，他的主张是守雌受辱、取后曲己，用一个字来概括老子的思想，就是“老聃贵柔”。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懂得辩证法思想的人，他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他说“柔弱胜刚强”。他说“不争”、“无为”看似消极避让，其实是在斗争策略上强调后发制人。因此，老子的思想在军事上也有很多可以运用的地方，他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中国面对美国这样的强权，是弱者，怎么跟它打交道，是可以从老子那里学到东西的。 记者：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精神上的需求也开始旺盛起来。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李锦全：过去在延安时毛泽东说过“宗教也是文化”。国家宗教局前局长叶小文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处理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化，不能把宗教当作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承认宗教里面包含着积极的、有意义的东西，可以加以发掘和整理使其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个意见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宗教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例子很多，比如佛教讲“慈悲”，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些都是好的。过去广州佛家协会的会长云峰大师说，“佛学，作为知识与修养，应该说对提高人的思想境界与净化社会环境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倡导人间佛法：弘扬求真、坚毅、精进、宽容的精神，我想人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个观点我也是十分认同的。 3 教育需加固文史基础 记者：您也是一个教育家，桃李满天下，弟子当中有不少人现在都在著名的学者，比如李宗桂、任剑涛等等。对年轻一代的学人，您有什么话想说吗？ 李锦全：总体来说，现在的学生基础不行。我看见很多人喊“减负”，高考的很多课程也都压缩、甚至减没了。可是我们当年考大学是要考很多门功课的，我们也没有觉得压力大。你看看我们当年高中国文的教材，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版的，程度之深、涉猎之广，现在的大学教材也比不了吧？现在的很多大学生连一封信都写不通，繁体字也不认识，很多基本的文史知识都欠缺，跟我们这一代没法比。由于基础不扎实，再加上学生的视野不开阔，思想容易不全面，实用主义倾向比较严重。比如有一个学生根据《左传》里面的礼仪写论文，把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写成了一个文明时代，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左传》里面有文明礼仪不等于那个时代什么都文明甚至是一个文明时代嘛。 记者：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家，您参与过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的写作，是“文革”时期一段学术史的见证人之一。您写过杨荣国的传记，对这个学者有自己的评价。您认为从中应该汲取的教训是什么？ 李锦全：这个话题两个小时也讲不完。大家都知道，后来的人批评杨荣国，主要是说他“文革”时期“反孔批儒”。其实杨荣国反孔很早，还在新中国成立前，抗战时期有两派观点，杨荣国是反对孔子的，郭沫若是肯定孔子的。杨荣国走红也有阴错阳差的偶然性。1975年修改《简明中国哲学史》的时候，中央党校有篇文章，因为要把名家发展为法家的同盟军，党校那篇文章就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不是诡辩论，是辩证法。杨荣国就要按照那篇文章的意思修改。当时我就反对，我说，你的观点前两本都没有修改，现在突然修订本要修改，这样做好不好啊？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杨荣国就不太找我写东西了。我后来在《徜徉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写道：“但在‘文革’这个特殊年代，政治风云变化无常，并且是非颠倒，就谈他晚年受批判的问题，谁是谁非似难以说清楚。徜徉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搞文科的人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从杨荣国这个案例，确实值得人们思考。”这是我的一点思考。 李锦全，1926年生，广东省东莞市人。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山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哲学系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三届常务理事，广东省哲学学会第三届副会长。专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疑难问题探讨》；合著《简明中国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个人专著有《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海瑞评传》、《陶潜评传》、《思空斋诗草》、《华严原人论》释译、《李锦全自选集》、《李锦全自选二集》、《李锦全自选三集》、《李锦全自选四集》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