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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存子思及其学派的作品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关系，庞朴先生曾指出子思《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一段，与仁义礼智圣对应[26]。关于《中庸》与子思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明言“子思作《中庸》”，但是《中庸》文中有“载华岳而不重”、“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两处话，后人认为时代颇晚。李学勤[27]、廖名春[23] 等先生对此作出了解释。其实先秦诸子作品为学派之作，即便退一步讲，认为这两句话晚出，也不能遽定《中庸》的主题思想和主要内容与子思无关。而且《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二篇，这说明《中庸》已有经的地位，应该形成较早。当然，一直有些学者认为今本《中庸》当分为两篇，并作了种种划分，但是难有很坚强的证据。最近梁涛先生认为：“今本《中庸》上半部分应包括第二章到第二十章上半段‘所以行之者一也’”，而且“《中庸》第二章的‘仲尼曰’，可能是子思看到人们对自己的言论表示怀疑，故在‘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时，特意在其首篇首章标明‘仲尼曰’三字，说明自己所记均为孔子之言，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不容怀疑。而在以下《缁衣》等篇，也在其首章专门用‘子言子’或‘夫子曰’予以突出、强调，这就是今本《中庸》第二章出现一个‘仲尼曰’的原因所在。由此也可以知道，原始《中庸》是从今本的第二章开始的，而第一章及后一部分是后来加上去的。《中庸》的这个‘仲尼曰’，以前不被人们重视，而经过我们的分析，却成为今本《中庸》是两个部分的一条重要证据”[28]。但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中的《仲弓》篇里，记仲弓与孔子问答时，“仲尼曰”与“孔子曰”交替出现。因此，《中庸》二章的“仲尼曰”，未必能作为分章标志。 李学勤先生指出仁义礼智圣五行、《中庸》“唯天下至圣”一段与《尚书·洪范》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之“五事”有对应关系，认为子思五行说所依据的思想资料，是《尚书·洪范》。《洪范》的五事是：“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李先生作比较如下表： 表1. 《洪范》、《中庸》、《五行》比较表： 《洪范》 《中庸》 《五行》 土 思曰睿，睿作圣 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 圣 金 听曰聪，聪作谋 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 仁 火 言曰从，从作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 义 水 貌曰恭，恭作肃 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 礼 木 视曰明，明作哲 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智 《洪范》的“五事”与“五行”是相配的，但是《中庸》“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与“听曰聪”、“聪作谋”一项不相应。李先生认为这应该是由于“仁”的范畴出现较晚，在《洪范》的时期还不可能包括。李先生还指出这时的五行尚未形成相生或相克的次序，而是与《国语·郑语》记周幽王时史伯的“以土与金、木、水、火杂”相同[4]。 李先生的这一发现非常重要，但是尚缺少能够证明其联系，尤其是子思发挥孔子思想提出仁义礼智圣五行的线索，所以他认为荀子的批评与《五行》不能一一对应。 不过我们在郑玄的注中，发现了郑玄所见到的孔子论“圣”之语。在《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中，《洪范》的第五事“思”作“思心”：“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谓不圣。”郑注：“容，当为睿。睿，通也。心明曰圣，孔子说‘休征’曰：圣者，通也。兼四而明，则所谓圣。圣者，包貌、言、视、听而载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则臣不能心明其事也。”[29] (卷四，P745)估计孔子之语只包括“圣者，通也。兼四而明，则所谓圣”一段，后面是郑玄的补充。《尚书大传·略说》有“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29] (卷七，P790)。而这句话在《孔丛子·记问》中明确记载是孔子答子思之语：“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数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30] (P334)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关于子思能否见到孔子以及《孔丛子》一书的出现时间尚有疑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将《孔丛子》作为资料汇编来看，而且它有与《尚书大传》相同之语“心之精神是谓圣”可以对应。因此说它是孔子之语，虽然可信，却也不无可疑之处。这恐怕也就是荀子批评说“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的原因。不论如何，孔子的这些话在后来还是有痕迹，《白虎通·圣人》、《说文解字》均以“通”释圣；《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也有“思曰容”。此外，《论语·季氏》有孔子之语，表明孔子对于“思”很重视：“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说明《尚书大传》、郑注当非虚造。而且，传世文献中，孔子还有一些相关的话，不少学者已经论及。 可以看出，《洪范》中的“思心”与貌、言、视、听不止是并列的关系，而是思心为貌、言、视、听之载，思心通此四者，乃为圣。看重思心的作用，《五行》中很明显，不但有“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诺，莫敢不诺；进，莫敢不进；后，莫敢不后；深，莫敢不深；浅，莫敢不浅”。而且思心与仁义礼智圣的关系很密切，所谓“德之行”与“行”的区别，即在于仁义礼智圣是否形于内，而形于内者，可能就是形于心。庞朴先生已经引《周礼·地官·师氏》郑注为证：“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31] (P48)《五行》中也有内证，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圣，思不能轻。”《五行》又从反面申说：“仁之思也清……智之思也长……圣之思也轻。”谈到了思与仁、智、圣的关系。后面的“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以及“不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恭，不恭无礼”，似乎没有提到思或心与义、礼的关系，但是传文中有“直也者，直其中心也，义气也”，和“远心也者，礼气也”。这说明思心与仁义礼智圣有很重要的关系，在思心与圣的关系上，《五行》与上述孔子的思想有一致性。 此外，圣之与貌、言、视、听的关系，在《五行》中也有反映。《五行》说：“仁之思也清，清则察，察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智之思也长，长则得，得则不忘，不忘则明，明则见贤人，见贤人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智。圣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圣。”提到了仁圣智之思与玉色、玉音的关系，玉色、玉音是由思到仁圣智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玉色、玉音，实际就是有关貌和言的问题。而对于圣智之思所得的聪明，传文中提到“聪也者，圣之藏于耳者也；明也者，智之藏于目者也。聪，圣之始也；明，智之始也”，说明耳目也与圣智有关，这就是指的耳目之视、听的功能。因此，由思心而得的貌、言、视、听，是通往仁圣智过程中的步骤，实际上也就是通达于圣的步骤。以之与上面孔子之语对比，不难发现《五行》与《尚书·洪范》“五事”的联系。《洪范》“五事”配“五行”，因而仁义礼智圣之称“五行”，渊源有自。而且，《五行》虽然对孔子之语加以改造，但是孔子的思想还是包含在文中。 关于金木水火土五行说，除我们习知的相生相克说外，还应注意尚土说，即是认为五行之中土最贵，这是一种较早的五行观。后世《春秋繁露》、《白虎通》等书实际上是综合了相生相克说和尚土说，以及其它诸种理论而成。在尚土说的五行观指导下，土与金木水火并列而又超越金木水火。而甲骨文中，中土、大邑商与东、南、西、北四土的关系，古人观念里中国与四夷的关系，都可能与这一思想相关。因此《尚书·洪范》“五事”是“心明曰圣”而又“包貌、言、视、听而载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乃为圣。《五行》则以这种观念为思想基础，据《五行》中的“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以及帛书《德圣》的“四行成，善心起。四行形，圣气作”[32] (P39)来看，圣就是与仁义礼智并列而又超越其上的。《中庸》“唯天下至圣”一段中，与“圣”相应的就是“聪明睿智”，不论是就貌言视听还是就仁义礼智来看，“圣”都是既与之并列，而又超越其上的。这些现象，正说明其思想底基是尚土说之五行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