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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古代哲理思想的性别特征 中国哲理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易》的古远传统。流传至今的《周易》分为“经”与“传”两部分，与我们的问题相关的“阴阳”、“刚柔”、“天地”等词汇虽然只出现于晚出的（约战国时期）的《易传》部分，[14] 但《易经》中已有六十四卦象，而它们都是由相互对比区别的两个爻象，即“---”和“- -”构成的。六根纯“---”组成的第一个卦，名为“乾”；纯“- -”组成的第二个卦，名为“坤”。仅就卦象而言，《易》与中国历史几乎同样久远。不论是“伏羲画卦”的古说，《连山》（夏《易》名）、《归藏》（殷《易》名）之旧名，还是考古的发现，都在表明这一点。自远古以来，《易》的文字部分可能有过变化，甚至是相当大的变化，但它的卦象部分不可能有重大的结构变化，不然就无《易》可言。可以看出，卦象不同于包含杂多因子的一般图象，也不同于封闭的几何图形，而是有“二进”（binary）含义或“两性”含义的象结构。它们由最简易的直观区别造成，没有实体化的中心、硬核和基础（两爻内在互需，自身无表现意义），只靠连断、位置、次序、正反、变换和循环等区别来构成。而且，至少从殷周之际开始，纯“---”卦和纯“- -”卦就被称为“乾”与“坤”，并相应地有一系列对应的性质，比如“天/地（霜冰、野）”、“龙/牝马”等。[15] 具体地讲，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易》象有性别的含义呢？首先，如上所及，易象都来自一对爻象；它们非常相似，明显地属于同一种类，只是在阴爻［这里使用“阴爻”这个词是为叙述方便，不是假定在有爻象之时就有了“阴阳”赋义］的中间有一断口。所以，它们之间“亲密化的区别”极其微妙，比后来莱布尼兹试图用来解释它们的二进制数学符号“0”与“1”还要微妙得多。[16] 而且，正是由于通过这最近似和最简易的相互区别来构造易象，这爻象对子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绝对必要的，在“构成意义”这个终极含义上是“彼此彼此”的，谁也不比谁从本性上更优越、更真实。任何“实体/属性”、“存在/非存在”、“本质/现象”、“形式/质料”、“主体/客体”之分或赋义在这里都是无意义的（senseless），因为在易象的“话语结构”中，任何意义都要靠爻象双方的相对相生、交错往来而构成。两种爻象的相互区别和相互需要是内在的、先于任何“存在”逻辑而为“意义”（sense, meaning）所需要的。就此而言，两爻象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任何一种后于意义构成（post-meaning-constitution）的关系，比如观念与观念之间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物与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等，而更近似于两性之间的关系。 顺着易象的这些有性别含义的特性，历代解《易》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看阴阳爻有无交感呼应；有则吉通，无则悔吝。吴汝纶先生的《易说》总结为：《易》中凡阳爻之行，遇阴爻则通，遇阳爻则受阻。尚秉和先生指出这是“全《易》之精髓”。[17] 这也就是说，后世解《易》者们发现，从易象上讲，阴阳爻相交的卦爻辞（即《易经》经文中的文字断语）倾向于吉亨，相反者则多为悔吝。“阳遇阴则通，阳遇阳则阻”意味着，异性相交相和而感生变化，生出新的可能，故而通达吉亨；反之，无论现成状态多么显赫，只要阴阳爻不交，同性相遇，无新的可能出现，则将处于危殆凶险的境况。 这一节以上部分的意思可以用《周易·系辞》上下传的两个第1章[18] 来总结：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评：这是在刻划乾坤卦、尤其是组成它们的阴阳爻之“象”的特点，即其结构的至易至简（直线与断线，或一字线和间断线），原发之二中隐含纯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评：此处言“易简”之效用，它使人的语言直觉与象化思维易于跟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评：‘有亲’乃阴阳两性之本义，‘有功’乃此亲亲所生之新新也］；……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评：此语需品味再三，方得其理之一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系辞上》1章）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评：其根据就在爻、卦之象中］。（《系辞上》1章） 刚柔［阴阳］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者，立本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评：此处更是在明显地揭示阳阴爻或乾坤卦之象的特点］。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评：注意“爻”与“效”、“象”与“像”的音和形之“有亲”］。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阳阴］之大德曰生［评：要害处］，圣人之大宝曰位。（《系辞下》1章） 由此看来，将这一对爻画及乾坤两卦解释为阴阳，进而解释为雌雄（男女、父母、夫妇）两性，是相当合适的，因为它们本身的特点及其在《易》中的功能角色，确实有“相互关联地区别，相对相交地生成”的“性别”之义。所以《庄子·天下篇》讲“《易》以道阴阳”是一语中的。当然，“阴阳”在古代中文语境中的变体极其丰富，日月、明暗、天地、上下、左右、热冷、进退、往来、春秋、山水、动静、生死、兴衰等等，无处不有阴阳。但是，如果考虑到爻象在《易》中的结构与功能，以及“乾坤”、“阴阳”、“刚柔”、“天地”在古代中文里鲜明的性别含义，那么就不会怀疑，《易》所道的阴阳中确有两性的生命与繁衍功能。 至于这阴阳在儒道兵法医等思想传统中的表现，各有不同。有的比较明确地提及“阴阳”，比如《周礼》、《礼记》、《老子》、《庄子》、《黄帝内经》；有的则只以边缘的方式涉及，比如《孙子》；有的则似乎未明言之，比如《论语》、《孟子》、《韩非子》，但这并不说明最后这一类著作未受到《易》的乾坤阴阳的大思路的影响。这么讲不仅是由于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五十以学《易》”（7.17），更是由于孔子在该书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方式与易象的“阴阳相分不相离，相对以相生”的含义“一以贯之”。孔子从不脱开这种相对相生、相摩相荡的生成形势而侈谈什么“天道”、“性命”、“仁义”（《论语》5.13,9.1），教诲学生则总要在“愤启”、“悱发”的具体对话形势中，使其举一反三（7.8），欲罢而不能（9.11）。而且，孔子爱《诗》近乎痴，称“《关睢》乐而不淫”（3.20），主张“《诗》可以兴”（17.9）等等，都反映出他不离阴阳男女之生动情境而言礼求仁的倾向。子思（孔子之孙）所著的《中庸》中就以这样一段话来形容儒家君子的境界：“《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12章）这是在活泼泼地理解和发挥《易》的“刚柔相易，……唯变所适”的精神；相反，阴阳也可以被呆板化为两种构成世界的元素，成为阴阳家们构造“宇宙论”的理论基石。这种“阴阳”却不是孔子、孟子所乐于言之的了。韩非子深受《老子》一书影响，在他自己写的书中可以非常生动地表现阴阳虚实、动静势态的微妙含义，却不必刻意地讨论“阴阳”或正式使用这两个词。这正是先秦人触类旁通、“知变化之道”（《系辞上》9章）的思想风貎。 由此，我们可以说：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形态不同，中国古代哲理思想主流的中枢处是有性别可言的。《系辞下》一段话直接表达出这个特性：“［孔子曰：］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構精，万物化生。”（5章）[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