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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践言冲突方法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典范运用 欣提卡的论文“我思故我在：推理还是践言”（1962）、“我思故我在：既是推理亦是践言”（1963）和“我思故谁在？”（1996）[⑩]，共同开辟出一个颇有希望的新视角：作为典型的言语行为，“我思故我在”是对“我在”这个句子的践言性的自我确证。 欣提卡首先切入的问题是：将笛卡尔与提出类似论证的前人（如奥古斯丁、阿奎那、康帕内拉）区别开来的问题是什么？既然笛卡尔再三澄清“我思故我在”不是三段论推理（而是直观），既然“我思”这个词是不可或缺的，却又不仅仅是推出“我在”这一结论的前提，那么，“我思”和“我在”之间究竟是何种逻辑关系？[11]如果作为逻辑推理来理解，那么何种逻辑允许从思想推出存在呢？通常的谓词演算系统、量词理论根本与此无关。欣提卡指出，它们实际上奠基于存在性预设，即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暗中假定：我们要处理的一切单数词项实际上都指涉某种实际存在的个体。[12]由此，欣提卡进一步提出了存在性矛盾这一术语，并给出了形式化的定义。存在性矛盾所陈述的矛盾（荒谬性）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践行特征，即该陈述依赖于某种“践行”——某人说出一个句子或用其他方式做出论断的行为，而并不只取决于用于表达目的的手段（即被说出的句子）。这个句子本身可以是正确的，但某人说出这个句子并做出断言的方式却是无意义的。[13]例如，如果近来某一天，我在早报上读到“戴高乐不在了”，我会明白说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戴高乐本人说出了这些词，那么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会大惑不解；除非把它们当作隐喻，才能正确理解。 于是，当我们从“公共的”第三人称陈述转向“私人的”第一人称陈述时，就会发现“我不存在”这样的句子显然具有存在性矛盾，因此“我存在”就能够在存在性上自我确证，而“我思故我在”不过是表达这一洞见的一种可能方式，实际上笛卡尔本人也曾说“我存在”在直观上是自明的。惟有把“我思故我在”理解为精神上的践言话段，才能把握它作为推理的逻辑关系，即从“我思”到“我在”不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毋宁说是从过程到结果，从光源到光亮。“我思”在这里的作用就是表达笛卡尔这一洞见的践言特性，它指涉思想行为这一践言活动，而“我在”正是通过这一行为才可以说是确证自身的。由此，无论是“我不存在”还是“我怀疑一切”、“我不在思想任何东西”，这些句子都在存在意义上自己否证了自己。 因此，笛卡尔名言的说服力和欣提卡诠释的特色在于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1）当某人说“我存在”时，他的言语行为具有自我确证的特性，这表现为一连串的事实：说或想“我在”在存在意义上是自我确证的；这实质上等同于：说或想“我不存在”、“我思但我不存在”在存在意义上是自我驳斥的。[14]（2）“我”能够形成关于心灵的语句，这与“我”在从事思想行为（我思）是一回事；这一行为就保证了它作为践言行为的自身存在，正是通过思想行为本身，通过“我思”本身的确定性，这一践言行为展现出思想行为所预设的诸条件。[15]可以说，在大量关于“我思故我在”的有效性的解决方案中，欣提卡将存在性矛盾与践言行为的理解方式融为一体，创造了出独具特色的诠释方式：践言冲突。 不过，欣提卡虽然承认他的这一方法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相关，但认为该理论有趣但不重要，其中的施行理论也无法涵盖他的践言冲突方法（例如，施行理论依赖于内在行为与外在行为的类比，但笛卡尔的“我思”却绝不能用“我走路”来替换和类比）。而且，欣提卡并不想把这一方法扩展到对“我思故我在”的诠释之外。不过，有些受他启发的哲学家却不想就此止步，不仅以践言冲突方法来考察“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以期揭示西方哲学中某些已成为范式的预设，而且试图将这一方法进一步扩展为涉及哲学基础、道德原则的论证方法。这便是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