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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我第一次回到国内，在北大作演讲，做客座，同时又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书院做教师。那时93 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跟我们一起，在军事学院、外交学院演讲，礼堂里有1000多人，当时的热情是非常令人吃惊的。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文化不断发展，我们更需要进行再三思考。尤其是在当今中国面对世界，世界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更应该思考中国自身、中国文明、儒家思想的重新定位问题。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今天它又有新的意义。过去一百年来，中国基本上处在一种被西方人界定的地位上——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中国的社会，什么是中国人应该扮演的角色。这种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当然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也被过去的我们不加警惕地接受下来。在中国建设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当下，儒家思想怎样才能积极恰当地参与进来，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就成为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 民族主义并非儒家的问题 中国当前如何建设现代国家，或者说得更深刻一点叫现代民族国家，既是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世界已有格局的要求。这一问题，从“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国人。是不是因为在国力上没有西方强大，就干脆不要谈中国的传统，来全盘西化?其实西方文化也是发源于希腊和希伯来，中间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挖掘转化，所以其内部有民主的东西也有反民主的东西，有科学的东西也有反科学的东西，有反人权的东西，也有反法律的东西。关键看如何发展。对中国而言，它不可能跟过去的历史完全斩断，全盘西化一是做不到，第二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甚至不利于人的发展。 80年代中期我回国，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怎么现代化，或者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会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我一直以为，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甚至今天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都和儒家有莫大关系。没有儒家对人的一种信心，没有儒家刚健自强的精神，没有所谓“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精神，中国不可能有现代化。所以儒家必然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机制。 因为儒家有这样几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一是重视人的发展能力;二是这个能力本身具有社会性，因此它也具有道德性，所以发展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三是发展是一个过程，它是可以按部就班从内而外从小而大推己及人的，所以它是可以执行的生活修养程序;四是它不但可以从个人修养发展到国家治理，而且还有一个天下观，就是等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也可以兼济天下，使天下获得和平;五是儒家对异己思想采取开放并包的态度，它符合人的基本需要，不走极端，它允许把国家治理需要的各种条件集合成一体，达到发展社会、国家、天下的一种可能。 在这种意义上而言，我赞同儒家思想能够建构一种相对温和的“儒家民族主义”，我也觉得它不太会变成某种心智封闭的、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主义。 人的社会是由小而大，是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但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脱离维护社会存在的正义秩序，也就是必须紧密地切合人的生命与人的知识而发展，即使道义也正是建筑在生命的需要与知识的需要之上的。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就必须要有一个维护生命秩序的知识体系，一个维护知识体系的道义体系。当然今天的人类历史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一个能维护生命与知识的正义体系，使人们在生活中可以享受和平安全与生活的福利，充实生命，开拓知识，可以进一步来完善我们的社会以及其道义的秩序。但完美的社会是可以追求的，也是可以作为目标来改善现实的，至少是我们生活的动力与生命的价值所在，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儒家的信念，也是中华文化的信念。 但前段时间挪威爆炸案中所体现出来的欧洲种族主义却和这种信念背道而驰。当我们在逐渐了解西方之后，会发现西方的价值观虽然十分重要，但可能有适合我们的，也有不完全适合我们的。它不是唯一的发展方式。我讲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并不是说儒家就要排除世界，自己再创造一个世界，也不是因为其有“天下”的概念，就不重视“国家”的概念，而是讲儒家具有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主要因素。 民族国家，即nation state，是由单一民族发展而来的，最早出现在欧洲。这种方式和中国以汉族为主体建立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有很大差别。 西方因为是纯粹的民族国家，所以内部矛盾很多。例如最近英国的动乱，也或多或少与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种族因素和宗教因素有关。英国除爱尔兰之外，民族成分比较单一，但由于其殖民霸权历史，现在涌入大量印度和非洲移民，成为民族国家高速发展的负担和不稳定因素。原来的民族国家是单一的民族，现在已经不可能单一了，在全球化以及后殖民时代的国家，必须要面对所谓新移民的问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种族问题。 这些移民很难和本国的人融合在一起。因为除了价值观，生活传统(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宗教生活)也很不同。移民比较多的国家一般都会出问题，如几次大骚乱都发生在英国，德国也有很多骚乱，像新纳粹主义等，北欧一些国家，如丹麦、挪威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种意义上讲，种族问题，不但在西方社会长期没有解决，而且还很可能会继续出现。这也是全球化所面对的问题。 回来看中国，因为在历史上一直要面对外来民族，所以中国对种族从来都有认识。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外来民族，都采取融化、融合的方式。儒家说得很清楚，夷狄入华夏，只要遵守华夏的礼仪，则华夏之。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尽量用文化的方式来提供少数民族提升发展的机会，用教育的手段和文明的手段，来把少数民族容纳到一个大家庭里边。所以中国的基本问题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文化融合的问题。 《论语》里面讲：“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乃至“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两段话很重要。所以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文德怎么样，怎么来证明自己也是有一套的，让别人采用了也能够化解一些冲突和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