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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过去十年来，在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的刺激下，广东高层级政府，以省政府为主，还有各市政府，采取了诸多产业升级鼓励政策，试图将经济增长速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也许，这种用意是良好的，但其很难实施，假若实施，也未必有益于广东。 事情很明显，给定前面所分析的广东工业化的政治模式，实施这种政策必然导致广东经济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化：产业的控制权——相应地，税收的控制权——将从基层治理主体转移到高层政府。不难设想，这样的产业政策必然遭遇基层政府的抵制。而基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广东的社会治理结构，面对基层的抵制，高层政府通常无可奈何——而这是一件幸事，因为，如果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而导致治理结构变动，也即治理权上移，则广东的治理秩序就将混同于其他地方，而丧失其优良治理之制度优势。 当然，从技术水平的角度看，广东目前的产业结构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从产业结构思考，而需要顺乎广东增长之本地逻辑，从优良现代秩序的角度寻找方案，以秩序健全推动产业升级。具体来说，决策者和学界应当承认过去三十年形成的经济的政治结构之现实，而采取合理的机制，激励基层政府推进其产业之升级。 一个最为简捷也最为重要的措施是推进基层城市化进程。广东的基层工业化造成了广东的基层城镇化，大量村、镇已经具有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的经济、社会规模。但是，在行政建制上，他们仍然只是村、镇。治理架构与经济社会状况严重脱节导致严重的治理混乱——这种情况在整个钱塘江以南中国普遍存在，在江南也很常见。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设立这类镇、村为建制市，也即县辖市，赋予其建制市的全部地位和政策，而建立市的治理结构。设立县辖市乃是真正的国际惯例，在几乎所有现代国家，中国行政区划系列中的镇都会被设立为市，作为最基本的基层治理单位。中国台湾地区就是如此。综合对比即可发现，钱塘江以南中国作为现代化最迅速的地区，最有条件率先改镇为县辖市。 立刻可以发现，设立县辖市对于推进基层社会自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目前的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行政力量主导形成的，且人口规模巨大，经济、社会结构过于复杂，根本不可能建立市级层面的自治制度，而必须采取集中行政管理体制。县辖市的较小规模及其不那么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让自治具有了可能性。 而在广东，借助于自发性社会组织，村、镇等基层社会之治理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成分。但目前过于促狭的机构设置，不足以吸纳基层社会精英参与社会治理。改镇为市则有可能给这些社会精英以较为宽松的治理参与空间。由此，基层社会已存在的种种自发性社会组织可被整合进一个现代治理架构中，从而较为平顺地完成其基层治理之“新生转进”。 也惟有通过设立县辖市，广东才有可能解决其目前面临的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口之有效安顿、治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广东的工业化是在基层展开的，所以，外来人口大量集中于村和镇、街道，基层管理者面临巨大压力。在经济衰退时，甚至可能发生本地人—外地人的冲突。而通过设立县辖市，可以吸纳外来人口融入本地，可以设立一个与人口规模相当的政府，支配相应的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提供充分的公共品，让外来人口从社会、从精神上融入本地，从而化解社会风险。通过吸纳这些人口，大量来自内地的人口也将被融入一种比其户籍地更为优良的文化—社会秩序中，这就是儒家式现代秩序扩展的一种路径。 目前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的城镇在完成城市化的过程中，其产业结构必然随之调整。道理很简单：完成城市化，透过城市型治理，形成真正的城市生活，基层的工商企业才有可能对专业人才、对技术工人产生吸引力。城市化也会推动这些地区的服务业迅速成长，这是真正的产业升级。 总之，解决广东模式面临的诸多问题之核心在于，继基层工业化之后，在“半城市化”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设立县辖市，完成基层的城市化。当然，此一改制过程达成上述优良效果的前提是，县辖市的治理结构应有所突破，真正地建立自治性制度。其实，纵观各国，也只有在这个最低层级的市，才有可能建立自治性制度。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代，广泛设立县辖市是推动更为广泛的基层自治的唯一法门。 五、结语 从1894年开始，中国人展开了全面的现代化努力，这一努力的目标是形成稳定的、可持续的中国现代秩序。中国的现代秩序必须“因”其自身固有文明，而有所“损”或有所“益”。这固有文明以儒家为根本。因此，中国式现代秩序型塑之根本在于，以儒家所阐明、守护的华夏之道为本，构建种种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制度。可以想象的中国式现代秩序，就是儒家式现代秩序。 但过去一百二十年间，中国人走了很多弯路，中国的现代秩序也就依然没有完全形成。在20世纪前半期，主要的问题是现代性制度之匮乏。在此之后，不仅现代性制度匮乏，文明意义上的“中国”本身也变得匮乏了：儒家遭遇猛烈冲击。于是，尽管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但是，秩序并没有自然降临。 不过，秩序的希望尚在。在北方，儒家式价值和制度本来就已经肤浅，又遭到严重破坏；江南次之。钱塘江以南中国的抗冲击能力最强，因而保存略为完整一些。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儒家价值和制度之复兴在钱塘江以南地区也比江南、更比北方强劲。恰恰是借助这一价值和制度基础，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最快，由此所形成的整体社会秩序也最为健全，也即文化、市场、治理等多个面相之间具有较高的兼容性而相互支持。因而，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地区就是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最为接近的雏形。它是20世纪中国文明在风雨之中艰难演进之较为正面的成果，这种秩序透过商业网络也在向外扩展，或者反向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吸纳外来大量人口。 但当然，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社会治理秩序仍存在诸多问题，有些甚至相当严重，迅速城市化——尤其是权力主导的城市化——对其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也在未知中。本文希望指出，所有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者，不管是学界，还是政府，面对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理当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明责任感，具体地说就是从文明演进的内部视角思考问题，打破国家主义迷信，因应基层社会自发演进之进程，调整正式制度，比如设立县辖市，且建立自治制度。由此，中国的、现代的社会秩序将在此地成熟，并构成其他地区之典范，向整个中国扩展。在此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钱塘江以南中国责任重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