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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孟子》：传述、论辩与玄言 按朱熹对四书年代的排序，《孟子》应该在《大学》、《中庸》之后。然而即使不考虑这些文献在编年史上的争论，从儒家论说变迁的角度来看，《孟子》应紧跟《论语》被讨论。司马迁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一书也述子思之故事，然他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大学》《中庸》即便于孟子之前，也未必是孟子理解《论语》的必要条件。而从思想史的影响看，并非到唐以后《孟子》才得以传播的。其实，孔孟并提自汉代开始，其时《孟子》就被当作传经之传，只不过唐宋儒者对其义理价值有更独特的理解而已。《史记·孟轲荀卿列传》称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短短几行字，对理解《孟子》思想及其论说方式，有重要的提示。 从论说上看，表面上《孟子》七篇，体裁类似于问答体，只是篇幅较长而已。但实际上七篇是“作”而非“记”，“记”如《论语》，是对口头表达的文字摘录，而“作”是直接用文字写作。朱熹分得很清楚：“《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门弟子集，则其人亦甚高，不可谓‘轲死不传’。”[12] 文字写作与口头表达的区别，不只是声音与视觉符号的不同，更在于应用对象与条件的不一样。口语交流范围小，通常是特定情境中的应答，准备不充分，表达也不够系统。写作则主题选择自觉，有时间构思，也可以修改。同时由于文本传出后，读者范围不确定，因此需要更周到的考虑。至少，论说的系统性更强。所以朱熹说，“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覆，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13] 然这样区分书写与口语，只是问题的开端。要掌握《孟子》的论说方式，必须同时进入其论说的内容。按司马迁，其内容就是“述唐、虞、三代之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依二程的说法，则“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14] 两种看法，体现汉宋两代文化的差别。然各有所见，述是传承，发是开新，可以合而观之。从论说角度区分，《孟子》包含有传述、论辩与玄言三种方式。 无论是“述唐、虞、三代之德”还是“序诗书”，都与“述仲尼之意”相关。它不是孟子的发明，而是来自《论语》的遗产。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对三代文化的精通，正是孔子作为精神导师的重要资本。在《论语》中，除了引《诗》论《诗》的言论外，还有对尧、舜、禹，微子、箕子、比干，以及泰伯、伯夷、叔齐，等古圣先贤功绩及人格的称颂。内容多见之《泰伯》《卫灵公》诸篇。孟子步孔子后尘，继续圣贤事迹的讲述及《诗》《书》精神的发挥。据笔者统计，《孟子》引《书》以“《书》曰”开头者10次，而以具体篇名如“《汤誓》曰”、“《太誓》曰”之类则9次，合共19次。而引《诗》以“《诗》云”开头者27次，以“《诗》曰”开头者4次，共31次。论《诗》则4次。而《论语》引《书》仅2次，引《诗》9次，论《诗》5次。关键还不在引述次数多寡的对比，而是相关的思想内容，《孟子》比《论语》有更大扩展。以论《诗》为例，《论语》讲“思无邪”，（《为政》）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孟子》则有：“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离娄下》），“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万章上》）与“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后者扩展到对《诗》历史本质的认识及其解说的方法论见解上。《孟子》引《书》，基本用于对三代政治价值的阐发，且不少地方是《诗》《书》并举。如《梁惠王上》，同时引《诗》的《大雅·灵台》和《汤誓》的“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对比文王与夏桀的不同境况，阐述与民同乐的政治价值。同时在与齐宣王论勇时，又分别引《诗·大雅·皇矣》与《书》论勇的道德价值（《梁惠王上》）。在讲述圣贤事迹时，《孟子》提供的信息更丰富。单就尧、舜、禹三人出现的次数看，《论语》分别为6、8、5，而《孟子》则是61、101、30。除出现次数对比不同外，差别还在于形象起了变化。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为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就以舜为例，说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15] 这种形象更饱满的原因，部分在于书写同口说相比，构思可以更从容有关。 传述这种论说方式，包括引述与讲述。引述容易理解，子曰诗云，至今通行。讲述则指对经书所涉人物故事的叙述，它包括对真实的或想象的情节的补充。讲述的作用与引述类似，体现对经典的理解与运用。它的关键就在述，“述而不作”，意味着所述内容是有根据的，是传承的工作。这种方式当然非孟子的创造，而是仿《论语》而来。但《孟子》不但“述唐、虞、三代之德”“序诗书”，还“述仲尼之意”。《孟子》用“孔子曰”或“仲尼曰”引述孔子言论有23处，其中7次内容来自（或包含于）《论语》。[16] 例如，《滕文公上》在讨论劳心、劳力之分时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