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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两书论说方式的差别，也带来理解方式的不同。《大学》的三纲八目字面意思相当清楚，即使象正心、诚意这类涉及意识现象的问题，传文也予一种普通心理经验的解释。但《中庸》论及的“中和”“明诚”问题，采取的论说方式是一种非字面意义能了解的描述方法，是不折不扣的玄言。朱熹对这个区别，有自己的心得。他回答关于《大学》的提问时说：“圣人之书，做一样看不得。有只说一个下工夫规模，有首尾只说道理。如《中庸》之书，劈初头便说‘天命之谓性’。若是这般书，全着得思量义理。如《大学》，只说个做工夫之节目，自不消得大段思量，才看过，便自晓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己上，却不在文字上。文字已不着得思量。说穷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无别物事。”[31] 依此，《中庸》谈形上观念，得思辨上理解。《大学》谈知行程序，需要的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而如何思辨的理解，便是聚讼不休的难题，它也是朱熹面对的问题。朱熹的重大成就，就是用注释的形式，在最大程度上，把包括不同论说方式的不同文本，编纂成一个富有整体感的思想系统。 四、《四书章句集注》：新经典系统的塑造 “四书”系统的形成是一个思想史过程。悬置韩愈、李翱的探索不说，即使就宋明理学而言，对四部经典的重视程度以及思想价值的认识，也是不同或者有变化的。[32] 这一过程与宋明理学的发展同步。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就是“四书”系统的完成者，标志自然是《四书章句集注》。它是儒学史甚至是中国文化史上，经典系统从五经向“四书”转换的里程碑。分析朱熹的注经方式，实际就是研究朱熹的特殊论说――经典诠释与四书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论说方式之间的结构关系。它是理解“四书”系统学术形态的关键。 在《朱子语类》中，人们可以读到朱熹对四书之间论说方式差别的许多洞见。例如，他提到《论语》所载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弟子之间不一定相互知道，而《论语》的读者则可合而观之。孔子传达给弟子或时人，同对传达给后世读者的，在论说功能上是两个层次。又如，谈《语》、《孟》之不同时说：“看《孟子》，与《论语》不同，《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论语》逐文逐意各是一义，故用子细静观。《孟子》成大段，首尾贯通，熟读文义自见，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会也。”[33] 而论《大学》与《语》《孟》的区别则说：“《语》、《孟》中只一项事是一个道理。如孟子说仁义处，只就仁义上说道理；孔子答颜渊以‘克己复礼’，只就‘克己复礼’上说道理。若《大学》，却只统说。论其功用之极，至于平天下。”[34] 又前引所说，读《中庸》要思量义理，读《大学》则工夫要做在自家身心上，等等。适当或者有成效的阅读方式，必须同文本的论说方式相应。朱熹总结他对经典丰富的阅读经验，给学者提出“四书”的阅读次序：“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35] 这一主张，正是他紧密结合四书的论说特点而作的程序安排。 在四书论说特点的分析中，我们除区分语言论说与文字论说两层外，还分别以具体文本为例，先后探讨了传述、论辩、玄言以及宣喻等不同论说方式的特点，各自在表意、沟通或说服中的作用，满足这些作用的条件，还有各自的限制，等等问题。下面的任务，是对朱熹如何运用其领会能力与解读技巧，服务于他以经典诠释的方式所进行的思想建构，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四书中，最基本或最通用的论说方式，是对经典与圣贤事迹的传述。《论语》对此起奠基的作用，但《孟子》所传内容在深广上，显然超过《论语》。《论语》所涉孔门师弟言行，甚至后来的子思，也成《孟子》传述的对象。《孟子》提及子思就有17次之多。而《学》《庸》两书，所传侧重点不同，前者重《书》，后者重《语》，但前者带出曾子，后者被认为与子思有关。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宋儒建立道统的素材。首先获得这种灵感来源的是唐代的韩愈，他在《原道》中的初步构思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朱熹认同韩愈之说，结合史传，在各书序言中，发挥其推测与想象，以曾子传《大学》，子思传《中庸》的说法，把从孔子到孟子之间的传承环节具体化。依其说，《大学》本孔子思想，“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大学章句序》）《中庸》则系“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中庸章句序》）撰述了这样的传奇，道统与经典的传承，便完美的结合起来。 为了传道与传经的统一，朱熹“四书”系统的建立，基本工作就是通过文本诠释，协调不同文本及不同论说的关系。[36] 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诠释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指出不同文本之间明确的字面与思想关联；第二，借助某些文本中的概念，在其它文本中发现一致的思想问题；第三，用文本外的概念，为不同文本建立深层的思想联接。 第一层次的问题，可举两个与《孟子》有关的例子：《孟子·离娄上》中有记有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朱注说：“虽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学》所谓‘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是故也。”[37] 又如，《孟子·离娄上》与《中庸》均出现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相同字样，朱注在释《孟子》时说：“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见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乃子思所闻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与《大学》相表里，学者宜潜心焉。”[38] 相对而言，第一层次的问题比较表面化，一般用心的阅读，当能发现。然而它是揭示四书联系比较坚实的起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