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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鉴》之始：通古今之变问题与任务的提出 《资治通鉴》始于三家分晋，意义何在？今天阅读战国史，有何借鉴意义？今天，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侧身列邦，处境有类于战国。但《通鉴》以战国系周纪，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春秋》大元始之义也。这表现在：战国诸邦虽然各保其邦，征战连年，但仍然有着共同的周天下想象空间、文化认同、政治道义。今日世界有没有类似的东西？美国自由民主话语是不是这样的东西？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有否可能为今日世界提供这样的东西？如何消化吸收自由民主话语？ 三家分晋，战国造端，《通鉴》即述吴起变法与魏、楚，卫鞅变法于秦，申不害变法于韩，意义何在？“变法”意味着什么？除了富国强兵以应付当时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战争形势之外，有何政治意义？如果联系到自秦至清的两千年历史，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变法？而历代对变法的历史书写为什么总是以负面评价为主？为什么国朝史学以肯定变法为主？《读通鉴论》始论秦始皇，意义何在？今日重新思考，有何借鉴意义？中华共和努力的开端就是一场变法。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现代革命开始自己的叙事。无论变法或革命的理念如何变更，变革以趋共和的话语是连续的，而这个连续性是否可以上溯到先秦法家的政治努力，历代变法运动的政治努力？也许，思考变法史，就是思考共和国基。思考变法史，就是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发生。 国是谁的国，天下是谁的天下？国是私藏，还是公器？天下为家还是天下为公？这是共和的第一问题。从中国政治神话的最初原型，到历代先贤的政治思想，天下为公的共和思想一直在规定着天下神器、国家大宝的合法性基础。在《通鉴》周纪的时代，有一个没有出现在历史前台的人物，以他的“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指出有国者不过是私藏神器大宝的强盗。他建议有国者藏天下于天下。藏天下于天下就是不藏天下于私囊，就是礼运于大道，“不必藏于已”，“天下为公”。还有一个在历史舞台上晃了一下身影即退而著述、以其“迂远而阔於事情”而不见用于当世的人物，面对有国者“何以利吾国”的询问而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一介书生的迂远之论，无改于时势，而《通鉴》特书之，《纲目》又从而大书之，含义不可谓不深远。 然而《通鉴》随即叙乃师子思之言“先利之”，以仁义为大有利于国也。荀子亦曰：“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但仁义之大利一直要到天下重新混一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而在战国之时，仁义礼乐的现实政治载体也就是贵族封建毋宁恰是诸侯混战的来源，遑论救治。这个救治的任务，历史不是交给儒家，而首先是通过法家来完成的。但法家之利，利在当时，不借仁义不足以大，不足以久。秦一统天下带给法家的荣誉是辉煌的，而秦帝国的转瞬即逝给它的打击则是致命的。恰如王夫之所见，秦与法家的历史使命是过渡性的。它的万古功绩就表现在汉以后对它的不懈批评之上。享受这样的批评是一种荣耀，因为批评的现实意义首先建立在被批评者创造的一统条件之上，其次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对它的补救和完成。仁义无道法不行，道法非仁义不成。原初未裂的天下大道，经由历史的分合，就这样表现为文质的互补。后世君子于是只能安于补缀而成的纯一，于文质关系中稍识大道的运化，时世的变迁，于古今之通而会道一之通。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文礼乐的不息天命正在于它能不断反本开新，日新其德，与时偕行，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政治载体和现实对应物。是为新礼乐之义，新为动词。而天道之运，礼乐之新，在战国则借道法家变法，在近现代则借道道之齐物，佛之平等，西来之自由、民主，会成今日共和新礼乐的任务。在这个民族的历史运化中，周早已不再是狭义的周朝之周，而是周延之周、周遍之周。孔子“吾从周”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就在于他的周已经是损益综合了三代理想、为万世立法意义上的周，“齐一变而至于鲁，鲁一变而至于道”意义上的周道，通古今之变的周遍之道。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如果说百年来出于时势的急迫要求而不得不借道前行的话，那么今天重读中国历史的任务便在于：重新回到这条周遍大道之上来。 《通鉴》周纪是这条周遍之道上的关键时段：在那个时段，这条道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亟需新的探索。这次探索的结果深深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的历史。近百年来，这条新路重新遭遇危机，而且更其深重。如今，我们正处在新路的探索过程之中。现实的紧迫虽然稍有缓解，但道路的前景依然蔽而不明。当此之世，鉴史以通、知往而来便成为首要的学习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