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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于现代的思维模式，以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权力上的顺从关系，其实决不如此。《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论“君臣、父子、夫妻”关系是说： 君臣者，何谓也？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臣者，繵坚也，厉志自坚固。……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 从这里可以看出，三纲断不会只是权力上的服从关系，它更强调了君、父、夫在德行上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所以，君是“群”，父是“矩”，夫是“扶”。就君臣一伦而言，依然承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而来；就父子一伦而言，则形成了“子不教，父之过”一俚谚。就夫妇一伦而言，西山真氏的话便可得其实，“夫之道在敬身以帅其妇，妇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帅以敬；亲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妇之道尽于此矣”。（《性理大全书》卷五十二《入伦》）这些都是说在上位者当尽其德，以勉化在下位者进之以德。所谓“纲”当以“德行”为首出，不当以“权力”为首出，且强调了君、父、夫在这种关系中的重要性与模范性，这是道德中心主义而不是权利中心主义。至少，君臣、父子、夫妇当是朋友间的责善辅仁之关系，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强力顺从之关系。朱子尝曰： 人之大伦，其别有五。……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交尽其道，而无悖焉。非有朋友以责其善，辅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夫人伦有五，而其理则一。朋友者，又其所借以维持是理而不使至于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尽道，而朋友以无用废。然则朋友之道尽废，而责善辅仁之职不举，彼夫四者又安得独力而久存哉？（《晦庵集•答黄仲本朋友说》） 总之，如果君臣、父子、夫妇各能在其位而尽其德，则三纲决不是在上位者对下位者之专制，相反，对于上位者于德行上责之厚，而下位者则责之薄，盖上位者权势大之故也。是此可知，三纲说乃在求上位者先尽其德而为一理性存在，下位者勉而从之，由此完成一个的各尽其德的理性存在的理想世界。这不但不违背自由，而且是各适其位，各尽其性的真正自由，因为自由只存在于理性存在者之中。儒家从理念上确立此理，其精神之高致不可诬也。而“三纲五常”之所以被诟病，乃新文化运动以来反道德主义的表现。 但是，现实中的人未必都能回归到理性存在而完成三纲的理念要求，故总有无数的暴君、恶父与浪夫，那麽，是不是就可以根本否弃“三纲”等人之大伦呢？依前所述，三纲等人之大伦是理性的理念，自不会随着现实世界是否出现暴君、恶父与浪夫而有所改变。这是根本的大“经”。但儒家在“经”之外又有“权”，即万一出现暴君、恶父与浪夫的时候，我们可以实施权变。只知“经”而不知“权”就是“执一”。孟子曰：“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可见，儒家在精神上守持三纲等人之大伦，但在现实上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而变化。至于如何权变，自不能有定论，但当不是纯粹的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亦必须有理性的精神鼓舞其后。故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当然，有人只死守人伦之理，而不知权变，正如贺麟先生所说，“不论对方的生死离合，不管对方的智愚贤不肖，我总是应绝对守我自己的本分，履行我自己的常德，尽其我自己片面应尽的义务。不随环境而变节，不随对方为转移，以奠定维系人伦的基础，稳定社会的纲常。”[17]120这是对理性理念的绝对执守，虽显得迂腐不化，但在道德却无可指责，甚至悲壮而动人。 总之，“三纲五常”乃作为理性存在的人所洞开的形上理念世界，以此来规导现实的人伦世界，既而开世运与文运，决不是现实的意识形态而服务于当下政治的制度性建构。故陈寅恪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有《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20]附录这正体现了古典精神的高贵性，虽然其中未言平等与自由，当不悖于平等与自由。哪怕现实上因人不能成为理性存在者，而使“三纲五常”沦为专制与暴政，既而事实上戕害了平等与自由，也无损于其理念上的高贵性。 五、结语 贺麟先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说：“现在已不是消极的破坏攻击三纲说的死躯壳的时候，而是积极的把握住三纲说的真义，加以新的解释与发挥，以建设新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时期了。”[17]122这正是本文新证“三纲五常”所力求达到的目的。在当今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形成了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原子式的自由与平等。一切人格的等级与精神的高贵都被拉平，整个社会显现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娱乐主义和观光主义，而其背后不过是市场主义的量化原则。 其二，政教分离。政治性的制度建构与管理依其条理细则分判人生的一切，抹杀其教化功能，而教育又沦落为纯知识的传授或职业的培训，精神的自觉与高贵在此似乎完全不需要。 这正是当代社会物质越来越丰盛，制度越来越精细乃至公正，而民风却日偷一日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说： 历史的终结必将是极为令人伤感的事情。为了获得社会认可而去奋斗，心甘情愿地为了一个纯粹抽象的目标而去冒生命危险，为了唤起冒险精神、勇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而进行的广泛意识形态斗争，必将被经济的算计、无休无止地解决技术问题、对环境的关注以及对精细消费需要的满足所取代。在后历史时代，既不会有艺术，也不会有哲学，唯一剩下的仅仅是对人类历史博物馆的精心照料。[21]22-23 如果我们能承继古典主义的精神，重新体悟“三纲五常”的真义，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生就不会只是技术的解决与经济的计算，亦不会只是在博物馆中去凭吊历史的陈迹，因为我们自身即是人类精神的承续者与开拓者。海德格尔说：“不管怎麽说就我所能弄清楚的情况看来，按照我们人类经验与历史，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22]1305钱穆说：“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19]引论2鉴古而知今，笔者之新证，其用心在此，并藉此而求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1] 方朝晖.“三纲”真的是糟粕吗？——重新审视“三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J]，天津社会科学. 2011（2） [2] 李存山. 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J]，天津社会科学，2012（1） [3]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 蒂里希.存在的勇气[M]，成显聪、王作虹译，何光沪选编.蒂里希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8]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刘训练、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9] 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M]，徐文瑞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10] 高瑞泉.平等观念史论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1]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1999. [12]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3]熊十力. 十力语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4]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5] 谢林.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M]，邓安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6] 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M]，薛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17]宋志明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18] 沃洛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M]，张新樟、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9] 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0] 陈寅恪. 挽王静安先生. 王国维学术经典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21] Francis Fukuyama. Have We Reached the End of History? Santa Moni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1989. [22]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