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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通鉴》的道学心志：面向中国现代性问题 然而，《资治通鉴》的书写却开端于一个断裂，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的混乱前兆，犹如战乱频仍的现代共和革命，也往往被视为历史的断裂。如何弥合断裂以通古今之变，既是《通鉴》何以始书于三家分晋、战国造端的心志，也是我们今天重新阅读《通鉴》开端以作道学导论的用意。阅读《资治通鉴》的开端，便是要通过阅读断裂而来学习通达，通过阅读历史而来思考现代性的处境。 在中文语境中，“现代性”是一个外来词语。如果把周末的“礼崩乐坏”称为“早期现代性”或中国现代性的最初起源的话，肯定是令人不安的：因为“现代”这个历史分期的标识原是基于西欧特殊历史经验的词语，它背后蕴含着一整套支撑这一特殊历史经验的历史观念、叙事话语，乃至宗教背景。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在近代数百年来的全球化扩张，这些原本基于特殊经验的特殊话语逐渐被普遍化，在殖民地文化中被用来作为重述民族历史的话语。而一当这些“普遍话语”被用于另外的特殊经验，那么，“普遍话语”的普遍化也就重新成为另一场具体化的过程：在使用原本基于另一套特殊经验的“普遍话语”来解释新经验的过程中，“普遍话语”的原初经验基础就被悄悄地替换了。普遍话语重整特殊经验的同时，特殊经验也重整了普遍话语。经验与话语之间、特殊与普遍之间的相互调适整合，在世界文化交通史上、乃至在任何一个伟大文明自身的成长历程中，绝非罕有一见的非常变局，而是屡见不鲜的历史常态。因此，当今中国论现代性问题，无论主张全盘西化的无批判立场，还是抱持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原教旨立场，都不足以通达古今中西的差异和会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出于通达的要求，我们既要对诸如“现代性”这样的外来名相进行批判性的使用，又要深入中国历史本身的文理，研究古今之变的实情，以期得出基于中国历史自身经验的叙述话语，以消化吸收外来的现代性叙事，把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理解为一个中国。 西欧现代性的发端，起于中世纪封建等级社会的崩溃和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形态的诉求。这个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迟至晚近百年才发生的近代事件，而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末礼崩乐坏中就已经开始肇端。在如何应对礼崩乐坏的过程中诞生的儒法两家[5]是古今之变的枢纽，而如何就汉家制度的考察来结合两家，以至诸子百家之学，重建整全的先王之道、天下视野，则是通古今之变的关键。对于今天来说，如何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形态，也成为理解中国现代化历史的重要一环。梁启超对于墨家的发掘，章太炎对于庄子和唯识学革命意义的重释，共和国头三十年中关于儒法之争的大规模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试图超出狭义儒家观点的现代诸子学传统对于构建一种基于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现代化话语有何积极意义，迄今仍未获得应有的深思。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学术转向”，汲汲于“国际接轨”，大力推行专业化、中立化、技术化的研究，一任政治与历史解释话语的阙如，在现代化方向的根本问题上陷入不思状态，在共和国立国之基问题上陷入失语状态，在社会道德价值观方面陷入真空状态。对一个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大国来说，这必非长久之计。对于日益片面现代化的“全球化”世界来说，也殊非福音。有鉴于此，带着通古今之变的心志和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来重新阅读中国历史，成为一件紧迫的时代任务。 《资治通鉴》的阅读便是基于上述认识的一个尝试。这个尝试选取《资治通鉴》开端部分作为文本的出发点，通过考察儒法两家面对周末礼崩乐坏的不同反应以及二者在后来相互结合的意义，来思考中国最初的“早期现代性”原型事件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并由此以史为鉴，反观这场“早期现代性”的原型事件是如何参与塑造了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面貌。通过这种志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阅读，或许一方面有助于重述既往历史，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性自身固有的历史文化渊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