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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形而上学化”，回归生活儒学 聂民玉* （河北大学 哲学系，河北 保定 071002；保定学院 政法管理系，河北 保定 071000） “形而上学”是一个西方哲学概念，原意为“在物理学之后”。这一概念的形成本没有什么学理因素，只是由于后人在整理亚里士多德著述时将其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容放在物理学的部分之后。不过，“形而上学”自此却成为由巴门尼德所开创的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之抽象哲学的代名词，以区别于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数学、物理学等以自然事物为对象的具体哲学。就其内容来看，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就是“第一哲学”，是一切知识即一切“科学”的最高原理。质言之，“形而上学”以探究终极存在为根本宗旨。正因为如此，梯利说：“形而上学问题，是要发现终极的本源。”[1]86从13世纪开始，“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问，其内容渐渐具体化，成为从理性角度探索上帝、灵魂、意志自由等问题的学问。后来，笛卡尔把他的学说也分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两部分，而其“形而上学”部分即是“哲学”的别称，其内容为研究无形体的抽象事物的理论。[2]63 随着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展开，“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问也传入中国。由于它的异质性，学界遂将其通过“格义”“比附”为中国的“形而上”。就中国典籍来看，“形而上”这一概念确实存在。如，《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此，朱熹注曰：“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3]63在朱熹看来，卦爻象数等皆为“形而下”，而其所体现之“道”则为“形而上”。而且，依着儒学的传统，此“道”与“性”为同一而非二。马一浮说：“夫率性之谓道，闻道者必其能知性者也。”[4]7由于“道”与“性”同一非二，因此人、物亦不二，明伦、察物也为一。概括地讲，在儒学，“形而上”乃是指“道”、“性”等概念，其含义为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本。不过，这个概念并非西方哲学语境下的“共相”，而是具有“生生”功能的“即存有即活动”的本体。很显然，此“形而上”概念与西方哲学之“形而上学”有重大不同。因此，将“形而上学”“格义”为“形而上”有其不当之处。 历史地看，儒学在迁延过程中遇到两次大的外来学术思想的冲击，而这两次冲击都引发了儒学形态的嬗变。第一次冲击来自于印度佛学。在佛学的冲击下，宋明儒家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借鉴道家的宇宙论和佛学的心性之学，建构了具有佛学“色彩”的“形而上学”体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为张载的“气本体论”、程朱的“理本体论”和陆王的“心本体论”。尽管这些体系各有侧重，但其宗旨都是为儒学寻找形而上学根据，故其理路实是一种“形而上学化”的道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尽管不属于“西方哲学”，但它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质。第二次冲击来自于“西学东渐”。在西学的冲击下，现代新儒家所致力者亦是建构儒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其理路亦是“形而上学化”的道路。在这种理路之下，熊十力创立了“新唯识论”，梁漱溟提出了“意欲”本体论，冯友兰建构了“理本体论”，贺麟建构了“新心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牟宗三建构了一个庞大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他以道德为进路，通过显发“智的直觉”，成就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 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儒学的这两次嬗变都是以外来文化为范式的。也就是说，自从汉唐间佛学传入以后，儒学的这两次大的嬗变所走的都是“形而上学化”的道路。毋庸置疑，这一道路都是“跟着别人走”，而不是“照着自己的路子走”。客观地看，这种理路一直迁延到现在，因为现代新儒家的继承人一仍在进行着儒学“形而上学”的体系建构。然而，自上世纪初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以来，国内外学界就不断出现中国哲学“不是中国哲学”，而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之诟病。究此诟病之实质，在于以这两次嬗变为代表的儒学发展“背离”了自己的“血脉”，而成为外来哲学尤其是其“形而上学”的附庸。这样一种“背离”的后果是严重的：事实上，儒学不仅对于外来“形而上学”没有学好，没有为西方哲学做出大的贡献，以至于出现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而且“形而上学化”的理路还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消解，改变了原始儒学之本来面貌。相较于传统儒学来看，今天的儒学确是“不中不洋”、“不伦不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儒学之内在规定性曾有以至仍有一种漠视、遗忘甚至敌视的心理。 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初叶，传统的西方“形而上学”渐渐走入了“死胡同”，无论外部还是内部不断出现批评的声音，以至于出现了“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呼声，要求“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路。这种形势不仅引起了西方“形而上学界”的反响，而且亦引发了中国“形而上学界”的反应。其中一种重要的反应便是牟宗三对于“道德的形上学”的建构。这种建构是基于“事实本体论”和“价值本体论”之区分对“实践的形上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此一理路代表了“后形而上学时代”“形而上学”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一方向的揭示是儒学对西方哲学乃至人类哲学的贡献。[5]35照此理解，儒学将来的发展应是继承已有“形而上学化”的理路，并沿着“实践的形上学”的方向前进。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路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即传统的儒学与后来出现的儒学“形而上学”是不同的，不论是宋明儒学诸形态，还是现代新儒学诸形态。也就是说，原始儒学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路，而是一种“生活儒学”的理路。 就原始儒学来看，尽管它包括“形而上”之“道”与“性”的内容，但它所强调者在于“道”、“性”同一而非二，明伦、察物同一而非二。而且，其重心并不在“形而上”的部分，而在“形而下”的部分。质言之，从生存世界出发、面向生活世界是原始儒学的本质特征。就先秦典籍来看，此方面之例证不胜枚举。如，“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6]132孔子很少空谈“性与天道”，而把目光投向现实世界，因此要求学生从近处、从实际、从具体言行入手。关于鬼神、死亡问题，孔子也采取了非常理性的态度：“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6]259-260当学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死”时，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回答的非常巧妙，一方面表明孔子不喜欢讨论死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把学生之注意力“限制”在现实生活、现实生命范阈当中。此外，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6]160、“子不语：怪，力，乱，神”[6]184、“祭如在，祭神如神在”[6]87等，都是相关的文献佐证。由这些文献可知，孔子对不可知的“形而上”世界殊少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