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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学道行道的这一思想出发，郑玉主张评价和选用人才的标准应将品行放在首位，学识放在其次，即坚持以德行为本。他以元代的科学选士为例来加以说明：“科举之士，台省馆阁，往往有之，不为不盛矣。其取士之法：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亦既严且详矣。然朝廷不以是为难为，必曰乡党称其孝弟，朋友服其信义，然后得与是选焉，岂非以德行为本，文艺为末乎！”他举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盖当天下离乱之际，苟德在己，则起而应天顺人，救民于水火。”只有坚持以德行为本，那么，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或贬官，或逐斥，或流离颠沛，或除名削籍，或为人误解，或遭人谤讪，都能忍辱负重，泰然处之。如同唐代的陆贽、韩愈，宋代的司马光、苏东坡等先贤那样，“不害其为出处之正”，事业彪炳，文章传世，千古流芳，万代敬仰。相反，唐太宗李世民虽有“命世之才”，但他却“人过于德，识不逮志，卒成骨肉之祸”，造成“千古之遗恨”，这是不足为法的。 由于郑玉主张评价和选用人才都应坚持以德行为本，所以他认为治学应以知晓“大本大原”为宗旨。他说：“为学之道，用心于枝流余裔，而不知大本大原之所在者，吾见其能造道者鲜矣。”又说：“况自孟子没，《诗》、《书》出秦火中，残坏断缺，无一完备。重以汉儒章句之习，破碎支离；唐人文章之弊，浮夸萎靡。虽有董仲舒、韩愈之徒，或知理之当然，而终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学，得以乘隙出入其间，以似是而实非之言，饰空虚无为之说，诱吾民而法之。上焉者，落明心见性之场；下焉者，惑祸福报应之末。而吾儒之徒，无复古人为己之学，徒以口舌辩给，而卒不能以胜之。使天下有目如夜行，有耳如聋聩。其士者，如饮而醉，如病而狂，如是者千四百年。”“……吾新安朱子，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异同，归之至当。言无不契，道无不合，号集大成，功与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万象灿然，莫不毕见；如康衢砥道，东西南北，无不可往；如通都大邑，千门万户，列肆洞开，富商巨贾，轮辏辐集，所求无不可见。而天地之秘，圣贤之妙，发挥无余蕴矣。……盖古人之学，是以所到之深浅，为所见之高下，所言皆实学。今人之学，是游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原不离家，所见虽远，而皆空言矣。此岂朱子毕尽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学者之得罪于圣门，而负朱子也深矣。”郑玉对历史人物的臧否是不科学的，对汉以后儒学的评估也是不够客观、公正的，对朱熹如此推崇只能说是一己之私见，并不允当。但他强调学道要知晓“大本大原”，掌握其本质意蕴；反对用心于支流未节，反对“游心千里之外”的不切实际的“空言”，“徒以口舌辩给”为能事，于世毫无补益。他的这一主张，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