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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自幼攻读程朱理学，尤其推崇朱熹，深有所得。他自己曾说过：“余既侍亲归新安，益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道，若有所得者。”又说：“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古：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认为陆象山、朱熹总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可知，郑玉的教育思想，深受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影响。 关于教学的目的，郑玉也和一些前辈理学家一样，主张学道行道，学如圣人。他说：“古之学者，忧道不忧贫，正谊而不谋利；苟其心俯仰无所愧作，达者推以及人，穷者独善于己，所谓天地万物皆吾一体，以之参赞化育可也，以之垂世立教可也，岂但不辱其亲乎？”郑玉提出的这种“立教”的目的，既体现了孔子、孟子、董仲舒的主张，又继承了理学家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比朱熹所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明人伦，知礼法”的范围要宽广得多，主要是强调向古代圣贤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古代圣贤的高尚情操和美德，做到“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然而，郑玉又说：“圣人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无欲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矣。静虚故明而通，动直故公而溥，此至人之所以合天德，而学者之所以当学也。”认为教学的目的还是在于使人“无欲”、“合天德”，达到“静虚而动直”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圣人。这说明，他“立教”的目的虽与朱熹有所不同，却又受到朱熹深刻的影响。从本质上讲，他的教育思想仍然属于程朱理学的教育体系，不过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罢了。 关于如何去学道行道的问题，郑玉所强调的是体用结合，学道正是为了行道。他把这看成是获得真知、达到学如圣人、行圣人之道的关键。他说：“夫静者，体也；动者，用也。岂有有其体而无其用者乎？在学者推而行之耳！若夫能静而不能动，有其体而无其用者，非吾圣人之所谓道，又何以告以圣人之学乎？”郑玉认为“体”与“用”是相互结合的，它们统一于“道”中；静是道之体，动是道之用，有体必有用，即有静必有动；学道（致知、穷理）与行道（有补于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学道是为了行道，要行道必先学道，二者密不可分。在这里，郑玉把“体”看成是学道，也就是明理；把“用”看成是行道，也就是实践。如果只有“静”的即“体”的东西，而没有“动”的即“用”的功夫，学而不用，“体”和“用”分离，那就根本不值得去为学、立教，即让学生去受教育。所以，郑玉明确提出：“幼而不学，则无以穷天下之理而致其知；及其壮也，不究之用，则亦何以为学哉？未有用而不本诸学、学而不究于用者。当其学也，若无所为于世，而人以为晦；及其用也，则人以为其有补于世而谓之显。”学道就是为了用道，有所为于世，“不究之用，则亦何以为学哉？”然而时运不济，不能为当世所用，则应修心养性，退而养晦，做一个正直的人。郑玉本人就正是这样做的：“余以才疏学陋，无所用于世也，退而躬耕垅店，将以自养。间有朋游相从讲学，及筑室师山之上，以为肄习之所，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如前所述，儒家的人生哲学和教育思想，一贯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郑玉尊儒重道，推崇程朱理学，虽然“绝进取之心”，“深爱山林之趣”，对儒家这一人生哲学和传统教育思想仍是服膺不失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愿出仕，归隐山林，将以自养，“乐得英才而教育之”，“使英才得以致其道焉”，以传授儒家之“道”而为己任。 (责任编辑：admin) |